西雅圖飛夢社區：永遠別告訴人們該做什麼
(In Fremont Seattle: Don’t tell me what to do.)
文：林正尉
康旻杰：到底什麼是飛夢精神？
費英士：Don’t tell me what to do.（別告訴我該做什麼！）這是我們
一件T恤上的標語。有一個藝術「家」鑄造廠的小孩有次灑水灑到
路人，大人說，「住手」，小孩回答說：「Don’t
tell me what to do！」
楔子
「嘉義縣新港國際兒童社區藝術節」，這是一幅1998年6月尾的臺灣鄉村日常景象，也同時是臺灣歷史罕見的以農村（非都市）、社區營造、兒童組成的國際藝術節的綜合體。
稻穀包和工業機具移置倉庫旁，零散的稻殼與麻袋堆砌其上；看似平凡的米倉內，牆上佈著各種分類的標誌，早被一籃接一籃的、民眾捐贈或分享的「寶貝」占滿。原來，每日預先報名的民眾並非前來參與稻穀包裝或體驗莊稼生活，而是與隨來自大洋彼岸，十數位的西雅圖飛夢（Fremont）社區的大、小美國藝術家們，一同進行「美夢成真工作坊」。
工作坊內，安全守則和遊戲方法在一名通曉流利中文的美國藝術家費英士（Innis）正式宣示開始運作。所有人不分老少，不論會否英文，僅見大夥不約而同地持起桌上的紙箱、回收資源、廢棄瓶罐、家中舊布料、顏料和塑膠亮片等等……，意圖將這些看似無用的物件，絞盡腦汁地思索著如何轉化為色彩繽紛的頭飾、面具、衣飾和樂器，準備化妝遊行與環保劇的演出道具，也等候傍晚來訪。
這些化腐朽為神奇的手作功夫與促成民眾自發參與的組裝，本是飛夢社區藝術家的嫻熟絕活。羅傑（Roger）將蚵殼與陶土裝嵌在他的面具，納山（Nathan）穿上美國國旗的丑裝，用紙箱迅速剪出個魔術師的高帽，並踩上高蹺，擔任遊行前鋒的「報馬仔」；蘿拉（Laura）穿上華麗孔雀服，更多藝術家「快速」訓練新港民眾拉扯大章魚的遊行道具，以及辨別遊行隊伍前的不同鼓聲和節奏，將自己甫作的樂器，適時在隊伍中發揮而出。
飛夢社區，何以不同？本文探究飛夢共和國在社區營造政策、藝術教育和藝術實踐中互動且互為主體的「踐履性」（performativity）社區藍圖。沿著西雅圖街區行走，隨時可見印第安圖騰與「捕夢網」（dreamcatcher）。其柳木製成圓框，中間編織著鬆散的網（或蜘蛛網）。古北美印第安人相信「捕夢網」是護身符，既能「捕捉」好夢，亦會阻擋惡夢。對於十五載未曾再踏上這片共和國土地的我，則是以從西雅圖帶回的藍色「捕夢網」紀念物為寫作靈感，以「圓」與「網」的意象編織這則記憶。
何謂公共空間？夏鑄九以為公共空間不宜僅視為直觀的、經驗式的、中性、自然的建構，而要辨識其複雜度，宜由社會關係角度切入。公共空間是社會的具體化。由於「公共」一詞展現「誰正言說的權力」的曖昧性，夏鑄九進一步闡釋：
它經常以二元對立的論述形式，以公∕私之區分，界定了資本主義
社會中，在家戶、市場經濟、國家和政治參與之間，在生活世界與
諸系統之間，關係其邊界的一些制度性建造，曾經被稱為「布爾喬
夏鑄九認為公共性不僅是意識形態之虛構，它還包含（1）公共性是一種批判性的公共言論（2）公共性指涉及國家的管理（3）由自我授權的共同體重新界定公共性（4）建造城市的象徵展現，它必須具備不可或缺的政治原則。因此公共性承載著定義上的不確定性，它為權力關係不斷地改變。同時，他也關注普同公共性對婦女與其他邊緣性社群的多樣性被漠視與再呼籲。夏鑄九對公共空間的觀點，受列斐伏爾影響的痕跡相當明顯──倘若讀者依稀記得在本書方法論談及的空間辯證三元論──，並將之「公共空間的表徵」、「表徵的公共空間」和「公共空間的多元論述表徵、想像的象徵實踐」轉化而來的鬥爭目標；桑內特（Richard Sennett）〈被剝奪技藝的演員〉[3]一文意圖透過對公共生活之分析，帶往「表達」的思考層面上。他認為社會中的藝術──內在於社會過程本身的美學作品──是難以想像的。然而桑內特僅將兒童與遊戲間的公共表達能量相合，卻未處理公共空間中的遊戲實踐與多元可能。換言之，遊戲過程中的社交性與規則之創造於「公共空間」的討論不僅在於兒童，應值更廣泛的推展。
如果說公共空間之重要性乃是構成「公眾」多樣性最顯彰之處，它必然也是理想化「公眾利益」概念遭受質疑之處。本文伊始，我欲先討論的是飛夢「社區」力量的「凝聚」。這種「凝聚」的修辭可能落入某種令人質疑之矯飾作風，它同時意味著刻意排除不認同或保持緘默其「凝聚」表象的其他社區人士。如果對公共空間的討論、論述與話語權已是如此爭議，更別說「社區營造」一詞可能涉及更多的空間與治理層面的風險了。夏鑄九〈市民參與和地方自主性：台灣的社區營造〉[4]對本文有理論面的貢獻。他認為地方的社會運動有可能奪得地方政府，或地域國家的領導權，換言之，地方政府變成了地方的市民社會層次，或反領導權的社會力量之間的戰場，它與該地的「進步」不必然產生關係，它與地方層級的領導權的社會力量屬性而定。夏鑄九的論點拒絕了「進步」的迷思（myth），這與我關心的議題不謀而合。我關心的問題是，究竟西雅圖的草根組織──或參與的透明度──在某一地區政治體制內∕外與社群結盟關係中扮演著何種層次的角色，使社區參與如是規模的政治和歷史過程，能夠以一種自在的社區轉化為一種自為的社區（from “community in itself”to“community for itself”）？其中，「公共」藝術實踐、社區本位的藝術教育（community-based art education）與社區營造的賦權能量，提供了何種「可感知的」社區活力的建構線索？
然而，為了能有效析論西雅圖做為「社區－城市」之間感性的踐履狀態，本文亦須借助社區情感和能量的觀點，以彌補夏鑄九結構式的空間批判論述的不足。對本文而言，日本都市學者延藤安弘具有彌足珍貴的思考養分。2000年，延藤安弘在一篇上世紀末阪神大地震的真野社區重建評述，[5]以「關係營造」、「情緒營造」、「生命力營造」、「價值觀營造」及「狀況營造」做為實現「創造性的人際溝通環境」五種原則。該社區經過生動活潑的「狀況營造」[6]推動下，如何促使蘊含在個人生活觀裏的「個人的自律性」、以及存在於地方居民活動型態的「市民的共同性」做一巧妙的連合。這種結合體，即是實踐著創造性的社區營造的原動力。個人的自律性係指每一個人擁有著其周遭環境以支持自己的獨特性，並非意味著排斥他人的「自立」；市民的共同性依照個人的自律為原點，另一面亦與他人同甘共苦地分享共同的體驗與行動，換言之，即人際關係網絡。行政的公共性在此並非機械、或僵化的官僚體制，它必須考量個人自律性和市民共同性追求生命、生活之共同性與創造性為前提的判準依據，以進行市民∕社區間相互關係來做為共同決策的基準。
我將從飛夢社區的公共藝術討論，擴及至西雅圖的社區政策研究，落實延藤安弘五種「日常生活」原則的考察。
二、社區的藝術，藝術的社區：飛夢共和國的藝術組閣與國民參與
1994年，當臺灣文建會（今文化部）主委申學庸與副主委陳其南大力推行的「社區總體營造」，目標朝向建立社區文化、凝聚社區共識、建構社區生命共同體等概念，並依此做為一類文化行政的新思維與政策時，「飛夢獸」[7]正以年度藝術市集舉辦獨立公投，測試民意是否支持藝術家共和國（the Artists Republic
of Fremont）獨立，結果造成784:18的壓倒性多數，與西雅圖脫離政治關係。[8]
別固執於政治現實的懷疑，因為讀者在世界政治版圖或聯合國席位肯定找不到飛夢國的蹤跡。但「飛夢獸」可是玩「真」的：他們製做國旗、國徽、郵票，並專注於以古文銘刻獨立宣言，[9]還找來西雅圖市議員、州郡政府代表簽署該份承認自治權的政治文件──有趣的是，在他們獨立宣言裏，仍宣示敬愛國王郡的偉大城市西雅圖。飛夢以「國家」之名，行社區之實，社區內部又來得多元開放，它歡迎著不認同的居民。根本而言，「飛夢共和國」是一種心靈國度（“state of mind”）或心境狀態──我相當認同康旻杰的比喻──，藝術共和國內部幾種特質倒是值得玩味：（1）抗拒苟同的社區行動力；（2）異中求同的社區意識；（3）自信自豪的社區精神；（4）詼諧詭趣的社區公共藝術；（5）自由開放包容的社區氣氛，[10]倒與臺灣文化政策中的社區「總體」營造的目標，從立意和政治方法來看──儘管後者也強調「下而上」──有著令人莞爾之別。
浪遊者國度：70年代的飛夢
30-50年代，正當美國民眾飽受經濟恐慌的陰霾，也影響到西雅圖的產業結構。喧囂一時的西雅圖木材業與圍繞此地的紅燈區、酒吧，自然跟著鋸木廠的惡性倒閉也宣告一個廢墟時代的來臨。60年代，嬉皮、流浪者、飛車黨與無政府色彩藝文工作者落腳此處，慢慢將一個衰頹的藍領社區，轉化為奇異的嬉皮窩。
70年代後，波音總部在西雅圖設廠，帶動該城的工作旋風。飛夢原本的低房價、散漫的生活步調，也同樣吸納著更多藝術家、哲學家、音樂家、工人與學生的進駐。這個重新洗牌的城市氛圍並無共同的歷史或傳統，卻分享著同一個地區的過往和彼此與共的未來。1971年，第一次飛夢街道藝術市集（Fremont
Fair）揭幕，75年為紀念飛夢的百歲生日，居民建議在飛夢橋上豎立永久性雕塑，那即是我們熟知的飛夢社區標的物「等待列車」的誕生契機──五個人、一個嬰兒，一隻有著人臉的狗站上橋頭，等待一班隨著產業沒落，不再前來此地的電車。[11]
兩年後，作品完成了。作品內容伴隨波濤洶湧的爭議也將開始擾動社區。居民如何反思或參與公共藝術的行動與意涵，就在這個年代逐一浮現。當然，「等待列車」的公共藝術爭議似乎根本地牽引本書重頭戲，且暫先停留至此。
是誰的「公共」藝術？
若在西雅圖乘搭巴士，追求不同社區發展的巴士車證，都寫下不同社區的一段描述。打開它，你將會讀到一段對飛夢社區的描述飛夢社區的描述：除了標幟「宇宙中心」以及開放態度外，還有一個面容猙獰的“Troll”。[12]
“Troll”的誕生，並非從天而降的公部門認定的公共藝術，也因此，它曾受到「專業」藝評人的嘲諷──儘管設置一年後，西雅圖藝評人承認了自己的「羞辱」。[13]1990年，藝術家鹿姬（Barbara
Leucke）邀集飛客一族（FAC，飛夢藝術委員會）思索如何整頓社區橋下已被廢棄物置滿的三不管地帶，當然，還得有一點藝術。鹿姬遂號召競圖和民眾票選之方式，讓民眾參與該由什麼樣的「公共」藝術住在此處，對她言「公共」藝術本身即是周邊環境及生活∕活動息息相關的創作，並非少數人壟斷的品味。這樣遴選過程，當初也成了社區文化菁英為主的飛客一族，面對草根美學直接衝擊之一。
樂見社區鄰里組織自主發聲的西雅圖政府社造政策，依據飛客申請的四萬美元總金額，提供兩萬美元來做飛客族改造吃車怪獸“Troll”的橋下新窩。[14]至此，經費有了著落，美國各地送來的競圖計畫累積四十餘件，在報社主編、鄰里組織代表、建築師和藝術家組成的六人評審小組評估下，四組入圍者被要求製作縮小模型，先於社區圖書館與藝術市集展示，再由居民投票。最後由自封「澤西魔鬼」（Jersey Devils）[15]該組反體制、流浪的藝術團體奪標。
出自北歐神話形象，一頭躲在橋下車流和土地開發的，並順手攫住一輛金龜車的怪物“Troll”，受到社區民眾的喜愛程度，遠超過評審專家對其他組別的關注。受藝評家認定「壞品味」的“Troll”，反而造就社區民眾凝聚「保護」共識和公開辯論其代表社區精神的力量。靜態的“Troll”並不因此寂寞，靠著社區民眾的想像力和動員，讓這件公共藝術變成了社區節日的源頭。例如，每年十月卅一日的萬聖節，原英文“Halloween”遂被飛夢獸戲謔轉音。彼時，將成了入夜後的群魔亂舞，火舞燃亮夜空，齊來恭賀“Troll”的聖誕日（Troll-o-ween）。[16]
“Troll”引發的社區奇蹟和節慶還很多。然而受限於篇幅的情況下，我僅想強調一點：飛夢社區的民眾，似乎有一種特別的魔力，他們能將硬邦邦的「公共藝術」，轉化成真正和居民共存共伴的「公共的」藝術。原受政治爭議的「等待電車」和列寧像，居民們會定時為「他們」著裝，歡度節日，或圍個毛衣、毛巾，甚至掛上看板，讓「他們」適時表達訴求等。透過民眾參與，無論是受人喜愛的“Troll”、溫暖的列寧與等待電車的人們，皆跳脫以往強勢藝術家風格甚至是地方或政府特色的公共藝術設置模式，活生生地共同「生活」於飛夢共和國。
嘉年華與藝術市集
透過封街，飛夢社區的藝術市集，歸還行人一個充滿步行趣味與驚喜的節慶。藝術攤位進駐原本以車流為主的公共空間，讓藝術流入社區角落。1971年，正當飛夢甫從迷幻的嬉皮精神甦醒時，四位藝術家在未取得合法執照的狀況下，合夥在飛夢街的人行道上展售他們的創作品，非正式地推動飛夢第一個迷你藝術市集。藝術市集有過「策展」的傳統。1973年，藝術市集以「一人一罐」的主題，每位參與者都得攜帶一罐食物，捐給飛夢社區的食物銀行，幫助無家可歸者或經濟弱勢者。隔年，「回收」的主題成為往後大家不約而同「不販售塑膠製品」的潛規則。有趣的是，1975年「對立者的市集」將共和黨與民主黨攤位比臨而立，反毒者和大麻合法化的攤位相互對峙，軍隊招募新兵的攤販緊依與世無爭、譴責戰爭的貴格會（Quaker）教徒所經營的傳統農產品等。場面一度緊張，也同樣「試煉」著參與者對「他者」的容忍度。[17]
我們還得提到飛夢夏至嘉年華（Solstice
Parade），它從1989年漸成了飛夢的典型嘉年華傳統，甚至這幾年讓裸體彩妝單車大遊行（naked cyclist）成了遊行之新寵。[18]夏至嘉年華是個不倚賴官方和贊助的草根活動，社區鄰里共識地玩起這個極度自由、開放、絢麗，且相互尊重的社區節日。遊行前，夏至遊行工作坊便是社區總動員的工作坊。夏至前的六週，涉入遊行過程最深的幾個首腦決定了主打花車的部分主題及整體行進路徑的節奏，並選擇可運用的社區閒置空間，招募一群具行動力及手工扎實的「藝術家」──廣義上的。在「飛夢」，人人可以是「藝術家」──擔任指導志工。他們每日排出工作坊時間，邀請居家捐出廢棄物，齊力製做遊行用的道具和花車。[19]就像飛夢獸來到嘉義新港那樣，好玩、環保最重要。
內閣們！？飛帕、飛喜、飛客、飛恩、芳客一族的部落紀事
由1974年「飛夢街道藝術市集回饋基金」贊助成立的「飛帕」（飛夢公共協會，Fremont Public Association），顧名思義，他們來自各行各業的社區熱心分子與志工團。「飛帕」固定運作社區家庭資源中心、安寧照護、居家看護、打擊饑餓、無家可歸青年的醫療照護、低收入戶住宅開發與管理、鄰里互助網絡、就業協助等活動。
飛夢社區的藝術智庫團，大概非屬「飛客」族（飛夢藝術委員會Fremont Arts Council）不可。可別誤會，他們是一群來自各種職業、年紀，不拘泥形式的「類藝術家」。他們認養和催生新「公共藝術」的責任：夏至遊行、Troll亂節（Troll-o-ween）、冬至饗宴、春分蛋、五月舞節等活動。「飛客」族同時也推動各種以社區為依歸的藝術計畫，如比飛小學短牆拼貼、垃圾變藝品的省能計畫、和頗富爭議的藝術攻擊。他們積極參與社區組織活動，在公共議題上發表意見。
「飛喜」族（飛夢商會Fremont
Chamber of Commerce）在社區發展扮演著重要的任務。舉凡戶外電影院、周日市場、託管列寧像、點燃火箭（另一個知名的公共藝術）、贊助劇院、銀行、消費合作社、後文將討論的比飛小學迷你村落計畫及其維護措施，處處可見「飛喜」族投入支援、協調的蹤影。此外，「飛喜」族對社區內特色小店有重要影響。他們強烈主張並促成公共藝術、飛夢藝術精神和店家獨特性做為飛夢商圈發展的目標。
論及社區空間的拓荒者，「飛恩」族（飛夢鄰里委員會Fremont Neighborhood Council）或許最為人所知吧？「飛恩」以改善社區為理念，曾贊助飛夢鄰里跳蚤市場日，也曾配合飛夢圖書館，負責社區二手書特賣。此外，「飛恩」籌畫「社區漫遊」，伺機探險社區各個角落，甚至安排讓民眾鑽到飛夢橋內部的機械空間。「飛恩」鼓勵合作與民主程序，以改善實質社區環境、社區福利、教育文化到經濟資源等課題，甚至號召民眾親手整治社區自己想要的公園。
落實社區參與式規劃為目標的「芳客」族（飛夢都市鄰里聯盟Fremont Urban Neighborhood Coalition）的聚集，與1994年西雅圖推動「鄰里規劃室」（Neighborhood Planning
Office）政策有關。它是「飛客」、「飛喜」與「飛恩」族的社區規劃工作室（姑且稱它為跨部族的聯盟吧！）集結，討論飛夢社區面對的問題和維持社區感的意見發表所。他們討論交通（如行人安全與大眾交通多樣化）、負擔得起的房價（有各類選擇，提供藝術家工作與棲身處）、治安維護，以及停車空間與開放空間。規劃過程為使得更多人參與，「芳客」採輪替制，並共同討論相關問題如何納入公部門的計畫中。成員擴及飛夢社區大小組織，同時加入市政府專業人員和鄰近社區協會代表，他們參與討論，但無投票權。「芳客」族的流動性高，爭議亦多（白人社群為主，缺乏弱勢等聲音；或心繫飛夢，但不住社區者的），它的任務性聚集成分，也意味著任務終將移轉或「完成」。「芳客」的參與式規劃任務，由西雅圖政府整合其果，後續工作轉手至飛夢工事公司。[20]
「我們不受任何國王的統治，人人有權支配自己。」[21]這是16世紀人文主義作家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引用古羅馬智者塞內卡（Lucius Annaeus Seneca）一句意義深邃的趣話。「飛夢共和國」的「環」，存在著相容的「野性」。然而我們絕無法忽略：倘若缺乏這些實際作為的社區「內閣」，似不太可能將這般的「野」，推向一定程度的「共識」。儘管「共識」一詞時常暴露內部不易查覺之危機，且各自存在著組織內部問題，抑或社區空間對抗跨國資本的節節入侵，本文都暫存不論。總之，飛夢「共識」基礎，在於「玩」的「共感」：換言之，如何在多方困境繼續滾動飛夢的「玩性」，其中政府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及社區內藝術的教育性傳承，實是本文要繼續探究的命題──什麼樣的社區營造機制，協同輔助「飛夢共和國」的「立國方針」：它一方面傳承塞內卡的話，一方面也訴說著如何推展飛夢社區的整體精神，朝向踐履式社區發展的未來。
三、「飛夢力」：讓孩童的幻想與實踐「奪權」
「飛客」族的聚會上，孩子是有發言權的。成人們認真聆聽孩子們的意見，並與他們溝通討論。「飛客」的開會場合上，大人一桌，孩童一桌，各玩各的或各談各的，然後小孩代表與成人代表發表他們的討論內容與提案。有時大人們不敢漠視孩童們的天真想法，他們必須想辦法讓某部分有趣的內容提案，以某種方式出現在飛夢社區的真實世界。它們或許是下一次遊行時的某組愛麗絲漫遊奇境的夢幻隊伍，也可能是組裝一些大紙箱，放置飛夢街頭藝術市集裏充當「迷宮」。我認同康旻杰＆楊清芬一著描繪「飛客」與孩子們的協議過程所使用的標語：「醞釀與停擺，一些成形中與未成形的夢」。[22]當然，讓孩童的想像變成「正經事」，讓孩子的話奪權，讓孩子「美夢成真」。後者正是1998年新港兒童社區藝術節，飛夢社區工作坊的諸多口號之一。
我得適度回顧幾則教育文獻，以協助我們探究後續案例。蒙田〈論對孩子的教育──致迪安娜．居松伯爵夫人〉信中，闡述他對兒童教育的想法：
強迫孩子們做超越他們本性的事，是很難很難的。常有人用很多時
間，孜孜不倦於培養孩子們做他們勉為其難的事，因為選錯了路，
結果徒勞無功。但是，既然教育孩子如此之難，我認為應該引導他
們做最好最有益的事，不要過分致力於猜測和預料他們的發展。就
對蒙田言，教師或成人扮演的角色，只是部分的領導者。教師或成人，應該適時地讓孩子們自行披荊斬棘。教師或成人不應一個人想，一個人講，也必須聽他的學生（或孩子）講一講。[24]蒙田承襲部分古希臘、羅馬的思想，視「對話」和如何將知識、想像和本性，實踐於「生活」層面的重視，迄至20世紀初教育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所重視的教育做為經驗──以運用在生活──的社會功能論，[25]足以產生銜接和傳承的力度，我們實無法逕自分開以論。
跨越心理學與教育學專業的布魯納（Jerome Seymour Bruner），於〈庶民教育學〉[26]文中發表了四種學習者心靈與教育的模型，值得我們參考。他認為，關於學習者心靈之為物，有四種最主要的模型，每種模型所強調的教育目標各有不同，它們不僅關於心靈為何的想法，不僅決定「如何教」（或如何「教育」），同時也是關於心靈與文化間應有何種關係的想法。第一，視孩童為模仿的學習者，讓孩子們習得「技術知識」的方式。從「飛客」族的社區藝術會議上，我們即可察覺成人展示的審議式開會流程，轉化為「表演」給孩童們投入表決、發表意見的管道。同時，孩子們也綜合他們的想像，提出成人難及的想像性；二，視孩童為可從直接教訓而學習，對於「命題知識」的習得：「飛客」孩子們的想像受成人提出的實質策略（如預算、工程評估），在不考慮公部門預算資助下，成人必須從而考量方式，究竟是將孩子的意見先製作一個模型、再翻模呢？還有願意裝設孩子構想出的「怪物像」的店家，應如何找起？[27]孩童會從大人的苦惱中，學習處理自己的方案，使之成為更嚴謹、可行的計畫；而社區內的藝術家、設計師或建築師施展社區內的藝術計畫時，亦有賴小孩的怪靈感，以輔助大人無法料及之創意，這也是布魯納提出的第三、四點──視孩童為思想者，交互主體的積極意義了，以及孩童是有知識者：「客觀」知識的經營層面。[28]
然而，布魯納似乎漏講一句更為關鍵的話：這四種模型中，都是雙向且互動的狀態，不可能是單向的影響。這句話正可回應他的論述核心。飛夢社區的比飛小學（B.F.Day School）推動的「迷你村落計畫」（Village Project）即可支持這項論點：這個計畫讓孩子扮演著社區運作的各種角色，如銀行家、商店經理、消費者等等。[29]計畫主持人法蔓（Denise
Fogleman）認為，讓孩子體驗生活中服務[30]的本質與可能帶來的貢獻。課程還未開始前，參與的大人們先擬定前置作業、目標和方法，找出最適合孩子們的方式，希望使孩子瞭解生活的真實經驗，同時也為社區永續發展做出最好的示範（展演）。
孩子們建立自己的社區，每個班級必須發展自己的事業或服務項目。就像所有企業的拓展一樣，一開始，孩子花了相當長的時間研發。在教師的陪同與協助下，讓孩童各自相互交換訊息、不懂之處就向外求援。於是，他們親手寫信給相關企業、邀請總裁、拜訪老闆來校開工作坊或顧問會議，或者查閱書籍、影音光碟等，想辦法尋求解答。康旻杰＆楊清芬著作中，即描述著（當時）外表是小學四年級的小莉絲，她同時是一所超商的總裁，指導她的是本地超商老闆。當她開始修這門課時，還得從超商小妹做起。[31]
1997年五月中旬的兩天，與飛夢社區成人團體（「飛客」、「飛喜」、家長、社區義工、Adobe資訊軟體公司）與木匠聯盟合作下，比飛孩子的「店」開張了。在這之前，比飛孩子與大人們一同建造櫥窗、設計招牌，一切妥當後，才正式開幕。這個社區中，有小孩販賣餅乾、郵票屋、有小孩組織環保論壇，還有小朋友成立的「中世紀博物館」。比飛村落有18個店，小朋友還運作了比飛村落銀行，使用比飛幣才能進入。[32]我們總可說，飛夢的孩童總是運轉社區能量的哲學家。
孩子們在這裏與社區義工和藝術家，以圓鍬種植著來自自然健康消費合作社的有機種子，整理校園內的「和平花園」（Peace Garden），或發想公共藝術點子。[33]無論他們來自幸福家庭，抑或三餐不濟的弱勢孩童，這裏就是個處處分享、時時關照的家，比飛小學充滿歡樂的「校訓」，如是「平等」傳頌著。[34]
四、「類」軍師：西雅圖社區發展局的輔助角色
讀者看到標題，也許會望文質疑：為何我得將「飛夢社區」的獨特創造力，連結到看似將論述焦點分散的西雅圖社區營造（neighborhood building）[35]政策？我想舉個例子來做個前引：在西雅圖，藝術創作和社區農業是形影不離的陪伴。康旻杰〈公共藝術在西雅圖〉一文特別提到西雅圖市中心貝爾鎮市民農園（Bell Town P-Patch）：
另外常被提及的計畫是市中心的貝爾鎮市民農園(Bell Town P-Patch)，
一處以集體性的藝術力量讓原本位於西雅圖商業核心帶的閒置地，
轉化為具生產力與創造力的藝術園地(Art in the Garden)。令人驚異
的是，居住在附近的貝爾鎮市民農園之友為讓藝術的夢想實踐，
歷經長期的遊說及公共付出，打敗超過壹百個競爭對手爭取到西
雅圖的「開放空間機會基金」(Open Space
Opportunity Fund)以取
得土地，再靈活運用居民藝術家回饋的工時以換取「鄰里配合基
金」，如藝術家僅收取每小時一美元的工時，其餘則直接轉入爭取
配合基金所需之社區自籌基金。一方面將閒置地闢為社區共同經營
的生產性農園，另方面將各類藝術家及工匠作品融合於農園的鑄鐵
圍籬、牆面、階梯、步道、太陽能板等基礎設施上，儼然是一座目
不暇給的雕塑花園！西雅圖公共藝術計畫手冊讚頌貝爾鎮市民農園
是具體展現社區經營能量與創作活力的傑出作品，整個由下而上的
曾從1988-2002年任職西雅圖社區發展局（Department
of Neighborhoods）局長的迪爾斯（Jim Diers），在他的著作《社區力量：西雅圖的社區營造實踐》內容中，尤重鄰里關係（或，西雅圖不同社區間）的建立與互動。迪爾斯擔任要職所經歷的感動，在於他親身見證西雅圖市民對社區和城市生活的高度參與。不僅上述的貝爾鎮市民農園是如何結合藝術、環保和公民教育過程，它僅是眾多市民參與的一小部分。縱使我們可以隨時忘卻迪爾斯是誰──他可以是西雅圖官員或僅是一名「一般市民」（對他而言本身並無差別）──，但就從他提供的視角與數據，我們依稀能感染到某種西雅圖的自由與豐沛能量：
這段期間，數以萬計的人們參與在超過兩千個社區自行發展的計畫
中，例如建設新公園和遊樂場、改造社區公共設施、口述歷史紀錄、
公共藝術的創造等。大約有三萬人協助指導著三十七項鄰里規劃的
執行；以不同族裔為基礎的組織，以及關心著居住、商業、藝術、
歷史與環境等議題的團體紛紛成立；每年超過五千人次參與於六十
二個社區菜園的經營，親手種下屬於他們自己的綠苗。社區組織每
年都慶祝著社區鄰里感謝日，親手傳送著一萬八千份賀卡給投入社
區事務的鄰居。許多因身心殘障或基於各種原因而遭遇邊緣化的市
民，終於能有機會第一次參與於社區事務中。上述事實只是西雅圖
眾多社區活動其中的幾個案例，根據統計，有百分之四十三的西雅
圖成年市民經常性地參與社區義務工作，至少會參與於一個社區鄰
里組織地人們，也多達百分之六十二。
民眾參與往往能創造額外的公共利益與資源。P-社區園圃（P-Patch）
的志工們每年生產十噸的有機蔬菜，捐給食物銀行，並且維護了超
過十七英畝的城市公共空間。有超過兩千個社區發起了不同的計畫，
而社區成員們投入了自己的現金、物資和人力於其中，總值超過三
千萬美元。同樣地，奠基於廣大民眾參與的三十七項鄰里規劃，協
助了三項公投的順利通過，確認了總計四億七千萬美元的經費能分
迪爾斯認為有許多事情，社區可做得比政府更好。社區居民具備地方知識和在地觀點，同時，社區居民能全方位地思索社區事務，不同於政府部門對事物判准的分割；社區往往比公部門官僚系統更具創意和適應變化的能力，有時也具備政府所缺乏的地方影響力。我們可能懷疑，如此自發且自由的氛圍，是否公部門變成不必要的存在條件了呢？顯然，迪爾斯的回答採取積極性觀點。他思索層面乃是立基於政府與社區做為伙伴關係互信的創造：政府並不僅僅是促進民眾參與的契機，而是要更進一步朝向培力（empowerment）的方向前進。所謂的民眾參與，是指政府邀請民眾參與以政府為主體的市政程序──如公聽會、暫時性任務編組，這點我們可從飛夢社區「芳客」族的出現得以理解──與諸如鄰里監測或街區認養的市政計畫等等；至於社區培力是指由政府提供工具和資源，讓市民能自己發展屬於其社區組織，並進而討論與決定以社區為主體的優先需求。[38]
我將由後者的例證，來切入我欲論述之觀點。西雅圖社區發展局設置的「社區媒合基金」（Neighborhood Matching Fund）便是一個顯而易見的社區培力指標。回顧上文，我們從飛夢社區公共藝術“Troll”的發想與最後的設置期間來看，它扮演著一個積極的輔助角色。
1989年，「社區媒合基金」的經費總額是十五萬美元；迄至2001年，其經費規模已成長為四百五十萬美元，每年補助四百多個社區從事營造計畫。十三年期間，「社區媒合基金」補助兩千多個計畫，社區組織們透過這筆資金，在許多公園和學校中建造新的遊樂場，為社區創造新公園、公共空間、森林復育、社區綠化、培養社區菜園、河川與綠地保育、發展藝術壁畫、公共藝術、標語、報亭、裝設社區公共電腦設備、更新設施、建設交通圓環、示範社區學校計畫、記錄社區歷史、發展社區規劃、或做為組織新的社區組織等等。它當然也出現令社區發展局恐怕預料不到的計畫：包括社區居民慶祝鮭魚迴游、產卵的遊戲場計畫和相關教育活動、[39]由加菲社區居民發起的無毒品區域（Garfield Drug Free Zone）宣示和遊行；[40]抑或西雅圖船屋協會和小學生合作的「兒童造船計畫」（Kids Building Boats），及連同當地「問題」青少年們合作的造船課程，使其能有機會學習數學、木工、海洋史、航行與水上安全等培訓課程；南方公園社區則利用「社區媒合基金」教導青少年如何重建與駕馭水上飛機，鼓勵競技等活動。[41]
這些規模宏大且多樣的社區自主計畫中，有個可觀的共通性。它們仰賴義工與技術服務的時間，後者我將在下文繼續延伸。此外，「社區媒合基金」協助社區組織發展短期且暫時的社區計畫。它使社區民眾明瞭自己的發想和努力，都可能轉換為某些社區的可見改變，促使培養、滾動居民新的興趣或創意提出，也是「社區媒合基金」亟欲達到的終極目標。當然，它也可能形成各類型的新社區組織，這些組織關懷著藝術、族裔、教育、歷史和環境等諸種面向。人們具有更多元的管道和方法來參與社區內的公共生活。我認為此是西雅圖打造自己展演性（performative）的「社區－城市」認同，一筆不容抹滅的基調。[42]
我將更具體描述「社區媒合基金」的實踐方式。第一，其刻意預設的申請限制，反倒是創造某種逆向力，以推進更多元創造的思考和方法。西雅圖市社區議會發展了兩套規範：第一套規範定義了哪些組織具有資格申請，以及哪些計畫適用於「社區媒合基金」；第二套規範則用來評比已列為適用對象的各個社區組織或計畫，以做為篩選與決定補助的標準。簡言之，根據適用性規範的定義，凡是開放招收成員、採取民主方式經營管理，且以社區為活動根據地的任何組織都是合適的申請者，例如社區發展協會、社區商業組織，以及針對藝術、教育、歷史、環境、公共安全或休閒娛樂等主題而成立的各類社區團體。它只要社區民眾為了推動某項計畫而聚集一起，所產生的組織都符合申請條件，但政府機關、宗教、政黨及兄弟會等組織不符資格。
再者，是有限度的資金運用。「社區媒合基金」不應運用於基本的組織運作經費，譬如人事薪資或房租。如此設限之目的是為了保持基金的彈性，也確保每一年都有新計畫之提擬。至此，我們得回應「社區媒合基金」中的「媒合」（matching）意義。所謂政府與社區間的媒合關係，即所有提案都必須要由社區方面提供與政府支出相對稱的社區資源，而且資源總額不得低於該提案所申請的補助金額。
當然，不可能所有社區的條件能達到該此需求。這項規範亦允許些例外：若提案是為了組織低收入社區並推動相關的規劃工作，那社區所需自籌的資源只需要達到原來規定的一半即可，畢竟對這樣情況的社區來說，由地方籌措資源是較困難的。由社區自籌的資源可以是金錢、志工服務、捐贈物資、技術服務等不同類型的社區服務。以飛夢社區的“Troll”為例：「飛客」族申請的四萬美元「社區媒合基金」總額，最終政府提供兩萬餘元[43]做為飛客族改造吃車怪獸“Troll”的橋下新窩基金，而志工動員、除草、整治環境，遂即不同類型的社區資源。[44]
讓我列舉1994年「飛夢時光」（Fremont
Time），和住在西雅圖西區的衛斯伍特（Westwood）社區的金吉爾＆貝其夫婦（Ginger and Raymond Balch，以下簡稱「貝其夫婦」）擔任小丑表演的案例，來闡述技術服務的內容。這兩則案例的代表性在於：使發展障礙者甚至行動不便者得以有機會發揮其原有的技能和創意，使社區公共生活更為美好。
「飛夢時光」是由飛夢社區發展協會成立了一個由義工經營的人力服務交換組織。它提供的是一個良善互動且關係對等的平臺：這個計畫將參與者的能力分門別類，協助成員運用在他人的服務上。不論參與者擁有的技能為何，一律視為平等。若參與者以其能力或技能貢獻他人一小時，就能轉換為點數或福利（credit），亦即該名參與者可接受別人一小時的服務。
在社區發展局與飛夢社區發展協會的合作下，促成「飛夢時光」徵募發展障礙的參與者為首要對象。一旦發展障礙者的能力和興趣被確認後，依照其興趣，這位新的「飛夢時光」成員將與另一位興趣相似的成員編成搭檔，兩兩成對，這兩位伙伴將一同與他人進行服務交換。舉例來說，如果有一組共同為他人提供園藝服務，這小組內發展障礙的成員還同時獲得另一位伙伴的藝術學習課程。隨著時間累積，這兩位共同服務的伙伴逐漸發展出有趣的互動關係。「飛夢時光」延伸的案例並不少，例如發展障礙成員一同協助搬遷家具、油漆房屋，或者在小學中協助行政雜務。還有一位專業記者與唐氏症成員案例值得一提：他們每週碰面，記者採訪唐氏症成員的生活故事，書寫多則數百則。該名記者提供文字記錄服務，他可得到交換房屋維護服務的點數，而卡諾（唐氏症成員）的點數則由她在一個護理中心所協助的娛樂活動而來。
儘管「飛夢時光」組織最後解散了，這些類似的生命故事仍持續進行著。原因在於，「飛夢時光」受到廣泛的正面迴響。1997年，它的啟示讓西雅圖社區發展局繼續發展社區總動員計畫。社發展開始組織不同社區內的社區行動團隊（Action in Community
Team），這些團隊結合社區鄰里與發展障礙人士的協會，繼續運作「飛夢時光」精神並使之發揚光大。[45]
蘇珊．哈蒙（Susan
Harmon）是衛斯伍特社區發展協會主席，亦是社區行動團隊成員，她主動邀集發展障礙的夥伴參與社區組織。她拜訪了貝其夫婦，夫婦倆告訴她關於過往扮演小丑的美好歷程。然而，因日益惡化的健康狀況與行動能力，夫婦倆逐漸失去了和西雅圖西區公共生活的連結。於是，哈蒙邀請貝其夫婦參與德爾瑞社區嘉年華（Delridge Neighborhood
Festival），為孩子們演出。之後，哈蒙為貝其夫婦正式註冊於西南地區活動中心的年度工藝與園藝義賣活動中。義賣現場上，貝其夫婦結識了一位愛好工藝的鄰居，這位朋友還載他們前去參與其他社區活動。每多一次社區聚會經驗，他們的友誼網絡也更為延展。哈蒙說，雖然對貝其夫婦而言，他們僅是扮演自己罷了，但對住在西雅圖西區的人來說，他們卻為這個地方和人們，打開了許多扇門。[46]
五、誰來定義「他方」？
儘管一半的耕地轉化為城市公園，以及座落於南區的重度污染工業化地景中，擁有百年歷史的西雅圖瑪拉農場（Marra Farm）[47]始終不排斥人們認識這片土地的義大利移民歷史。[48]瑪拉農場是個分成小塊地的共同空間，她容納四個社區園地，由非營利團體和小農經營。聚集於農場的團體和個人，係來自不同族裔的移民文化背景，這種特性造就今日農地蔬果種類多樣化的主要原因。
縱使瑪拉農場是在西雅圖經濟最弱勢、族裔最複雜的區域，它的多樣性反而展現出某種抵抗、活力且富有公民教育的自由氛圍。好比星巴克並不在此受到重度汙染的經濟弱勢區現身，而來自哥斯大黎加或哥倫比亞裔農夫所種植的咖啡豆，零星散布於番茄和甜菜之間。Teresa M. Mares & Devon G. Peña便讚賞這種自由且生動的活力：
這種新穎的混合，豐富的象徵了在地與全球化之間動態的交互影響。
如同（洛杉磯）南中央農場一樣，這裏跨國與離散的族群與文化的
流動，很明顯的反映在作物上，墨裔和南美裔家庭種植著或藍或紅
的玉蜀黍種類，東南亞緬族（Miens）人則種巨大的黃瓜、南瓜。這
個空間，讓從地球上另一端來的人們，在一個遠離家園的城市裏，
瑪拉農場同時是社區的文化中心，此特殊性不容小覷。農場西北角的「萵苣連結計畫」園地，將其農產捐贈給鄰里的糧食銀行。「孩童菜園」[50]提供附近學校和社區孩童學習如何種植作物、參與菜園烹飪與營養課程。「萵苣連結計畫」園地南邊的「西雅圖青年園地工作」園圃，從早春到晚秋，都可看到青少年照顧著菜床、除草與準備販賣到當地農民市集的農產。西雅圖政府社區政策支援的「P園圃」（P-Patch），也出現在瑪拉農場裏，變成拉丁裔移民的種植區域。Teresa
M. Mares & Devon G. Peña引用傅柯的話別具生動──「花園是世界上最小的一塊地，但它也是世界的全部」[51]──使之響應對全球化的地理不均與資本化空間的對抗策略：全球各地的社區園圃如何採取對抗姿態以回應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抑或孟山都（Monsanto）的基因改造種子，如何隨資本主義的支配，滲透到世界等地。[52]
Teresa M. Mares & Devon G. Peña藉由加州與西雅圖社區農場的案例來敘述某種抵抗全球化資本的控馭技術。此時，我們必須回歸本文的中心：西雅圖民眾是如何建設自己的生活？至此，我們已從飛夢社區公共藝術、藝術教育、社區媒合基金、社區動員計畫與小農園圃經營等層面，大致描繪出一幅西雅圖的社區民眾、草根組織與政府單位共同參與的、且互為主體之相輔角色。而本文最後要論及的──與本書命題直接關聯──，便是民眾自主發起的諸多社區節慶。[53]
無論社區人們是來自華人地區、[54]菲律賓、拉丁美洲、寮國或厄利垂亞等地方，在西雅圖，總少不了以族裔、季節為主題的社區節慶。這也是基礎的共識。論及西雅圖紛多狂歡節慶，迪爾斯不僅提到其盛況，以及政府輔助的施作方法：
尤其在夏天，大多數社區至少都會舉辦一次戶外的大型慶祝活動，
整個西雅圖除了有多達十六個以族裔或社區為主體的嘉年華與遊行，
還有為期一整個夏天的海洋節（Seafair）以及各種社區發起的街頭
市集與文化交流活動；許多社區為了慶祝夏天的到來，舉辦一年一
度的慶祝活動，無論天氣好壞都要烤肉、聽音樂、還要玩遊戲：到
了每年八月的全國打擊犯罪之夜（National Night out Against Crime），
全市所舉辦的七百多場街道派對還吸引來多達兩萬的群眾。
社區發展局與大多數慶祝活動的舉辦都有關係，而社區服務中心裏
負責協調工作的召集人則會協助活動申請人取得各種許可並進行宣
傳，比方說第一次申請舉辦活動的社區可以向社區媒合基金申請補
助，而原本已得到社區媒合基金申請補助的社區，大部分也會在各
自的計畫完成後申請慶祝活動的舉辦，其中有許多慶祝活動便是在
社區內的P-社區園圃舉辦；此外，社區發展局每年還會主辦一次派
對感謝積極參與社區活動的社區居民，而社區居民們每年也會相應
社區鄰居感謝日的緣起，來自西雅圖居民伍德（Judith Wood）對於《西雅圖時報》（Seattle Times）設置「家有惡鄰」（Neighbors from Hell）專欄的不滿。伍德認為其現在鄰居不僅能經常在門廊邊聊天、共進午餐和晚餐、分享種在後院的蔬果，也互相照護小孩、借用工具、舉辦社區工作坊，或甚至聽聞捐贈卵子給需要的人等等，這種互助合作精神應該是使「西雅圖名副其實的適合居住之處」成真，而非在報紙上數落、抱怨與鄰居交往的負面故事。因此，伍德構思一種感謝鄰里新節日的提案可能，親筆寫信給市長。這封信，備受市長朗讀與重視。[56]
迪爾斯等人奉市長命令，執行了伍德的想法。這便是1995年2月首度社區鄰居感謝日的由來，它可謂一個民眾自發且廣受支持的節慶。對迪爾斯言，社區發展局做的事有限，大部分活動都是各個社區民眾與組織主動發起，並以他們方式進行。《西雅圖時報》和保險公司業者自願擔任刊登廣告、將原本的「惡鄰」，轉為和鄰里和睦相處經驗的徵稿專欄；後者則協助印製賀卡等贊助。迪爾斯描述如何與市長匆匆趕跑不同社區鄰居感謝日音樂會、早餐會、「好鄰居獎」頒獎典禮、社區工作坊等充實行程的經過，一天下來，往往十五、十六個社區場合。[57]
結論
本文目的旨在探究飛夢共和國在社區營造政策、藝術教育和藝術實踐中互動且互為主體的「踐履性」（performativity）社區藍圖，並延伸擴及西雅圖做為「踐履性」城市的某種可見樣貌。我無意隱蓋西雅圖的諸多問題，這也不在本文所能有效觸及甚至提出解決方案的層面。我在本文要提出的核心觀點，便是飛夢社區和西雅圖互為主體的「踐履性」所產生的諸種空間與時間之過渡，並非對社區或城市想像的單向度「完成」與「終點」。這些過渡始終產生「轉化」過程的身體與社區意識，正是「未竟之邦」之所以繼續成就今日的「未竟性」，背後無數可能的社區動員潛藏能量。
[6] 延藤安弘以葉綠素比擬災後的重建氛圍如何提昇。這種狀況營造有賴於個人本身的體驗、行
動、感情、思考和欲望等融合而成的一個與他人生命共鳴的「氣」，並在周遭環境中吸收、
吐納，維持不鬆懈的、持續成長的能量邁進。
英文中，若地名後方加上er或n，都有當地居民的意涵。Fremonter亦然，然而飛夢社區居民
延伸此字，自稱「飛夢獸」（“Fremonster”），意旨住在飛夢社區自稱的自由藝術人，亦有free monster的諧意。
[12] 31,
32 Fremont: The“Center of the Universe”, this artsy neighborhood houses a
decidedly
anything-goes
attitude, including a troll! 參見Youtube影片FIG Seattle Communities Project –
Fremont0:04,
3:04處：http://www.youtube.com/watch?v=QJEfXUj9U08
[15] 關於「澤西魔鬼」團隊與troll，可見網站http://fremont.com/about/fremonttroll-html/ 及
http://thisiswhy.wesleyan.edu/home/story_detail/169.
出現的面容猙獰的「筧嘴獸」裝嵌在24個店家，代表一日的24小時。有趣的是，「筧嘴獸」
會在中午十二點整，準時喊出“Lunch”！獲得成人飛夢獸的大力支持，但剩下來的，就是
成人們傷腦筋的時刻了。《飛夢共和國：藝術大遊行 社區輕鬆玩》，頁133-135。
[33] 康旻杰：「飛夢社區的夏至遊行，運用鄰里配合基金修繕了小學閒置電力站，作為遊行藝術花
車及道具製作工作坊，每年於夏至前一個月由藝術家帶領社區居民，發揮天馬行空的創意，在創作與資源分享的過程中深化社區的人際關係，然後一起佔據街道，轟轟烈烈祭出社區嘉年華 的新傳統。」見康旻杰〈公共藝術在西雅圖〉，2004。http://publicart.moc.gov.tw/enjoy/en.php?id=20
sharing and caring And lending a hand We all form a family
Across the land / Oh, what do they say
about
B.F. Day? Come visit and you will see All our smiles go for miles You're a
friend to the end At B.F. Day!”節錄自比飛小學網站：
http://dayes.seattleschools.org/modules/groups/homepagefiles/cms/1708819/File/bfday_song.pdf?sessionid=32ceab76e01161bb20820a5c95f5de51
[35] 同樣名為「社區營造」，美國西雅圖“neighborhood
building”與臺灣語境的“community
building”立意和關懷仍有落差。前者從Jim Diers的書寫看來，更重視營造鄰里關係和人際互動。
[43]“Troll”正式計畫名稱為「橋樑公園雕塑景觀」（Sculpture
at Bridge Park）；發起人：飛夢社
區藝術協會；施作地點：北曙光大道（Aurora
Avenue North）與北三十六街（North
36th Street）
補助年度：1989年；補助金額：22400美元；自籌金額：27325美元；完工年度：1991年。
正如本文所述，所有申請「社區媒合基金」的社區都需要自行籌得與政府支出相對稱的社區
資源，此處的自籌資源總額是將所有社區籌得之資源換算為實際之金額。見迪爾斯，2009：
90-91。
[47] 關於瑪拉農場的描述，我參照自Teresa M. Mares & Devon G. Peña所寫的〈城市農耕與反叛
空間：洛杉磯與西雅圖〉（“Urban Agriculture
in the Making of Insurgent Spaces”），此文收錄
於侯志仁主編之《城市造反：全球非典型都市規劃術》。此文由吳瑟佳譯，2013：132-151。瑪拉農場的部分，頁141-149。
[48] 1908年，前身為義大利瑪拉家庭所拓墾，直至1970年售予西雅圖國王郡政府。西雅圖政府
持續維持農作目的，也同時將原有四英畝的腹地，一半規劃成城市公園。參考網站：
http://www.solid-ground.org/programs/nutrition/marra/pages/default.aspx
[50] ttp://www.solid-ground.org/programs/nutrition/marra/pages/default.aspx
“Children’s
Garden: Lettuce Link maintains a Children’s Garden at Marra Farm where
since the
year
2000, we have facilitated a series of gardening and nutrition programs for
children in South
Park.
The children walk to the farm, garden in their own plots, taste and cook fresh
vegetables, and
learn
about their environment through scientific exploration and outdoor-themed
games. At the end
of
the class series, children take home their harvests to share with their
families. The Children’s
Gardening
and Nutrition program connects students to their food, encourages them to try
new
recipes,
and cultivates healthy eating habits. Moreover, students gain self-confidence
and pride by
working
together to grow their own food and reap the harvest. ”
[54] 2005年秋，華盛頓大學社區設計實習課學生、西雅圖青年團體WILD（Wilderness Inner-city
Leadership
Development）合作，舉辦一個參與式設計的實驗型夜市規劃。針對西雅圖華埠中
心的慶喜公園為基地，結合華人的傳統節慶形象（如燈籠、油紙傘）和民眾使用方式為思考。
見侯志仁，〈西雅圖夜（市）未眠：搞活動與公共空間的再造〉，賴彥如譯，收錄於《城市造
反：全球非典型都市規劃術》，2013：118-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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