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阿特麗斯戰爭》：東帝汶婦女的獨立之途？
林正尉
藉助歷史，普通人想要瞭解的是他們親身經歷的動盪與
變遷，……。尤其是家族史，可以使個人產生某種強烈
的感覺：他們覺得個人的壽命會延續得更長些，甚至在
他們死後仍舊可以存活下來。透過地方史，村莊和城鎮
可以探索其自身變遷的意義，而新來的人則可以在其個
人歷史知識中增加些根源感。
——保羅．湯普遜（Paul Thompson），〈歷史與共同體〉
受印尼政府緝捕而逃離母國的澳門帝汶難民費拉克（Alfonso Firak），其〈我的旅程〉（“A Minha Viagem”）無聲無息，神似墓地裡的安詳靈體，依偎在澳門公共圖書館暗角。
這位平民青年表白出1991年帝汶子民對葡國國會議員取消來訪的失落；記述著革命同志的死亡與彌撒；目睹了印尼軍隊在蒙達爾教堂周圍大興監獄的畫面。
故事的終結，其實是另一場屠殺與逃亡的開始。他述說一位難民的親身經驗，背後是數萬人被迫離開故鄉的集體記憶，一位男性的自白。
1月22日，我闔起他的日記，參與一場澳門「世界移民日」聚會。
時逢澳門城市藝穗節閉幕的同一天，澳門天主教會與各國移民舉行著「第103屆世界移民與難民日」（“The 103rd
World Day of Migrants and Refugees Celebration”），議題是「少數族裔、脆弱和無聲的移民」（“Minor Migrants,
vulnerable and voiceless”）。晌午，近四、五百人從禮堂步出，在校園操場齊聚萬國餐會，共享來自緬、印、越、泰、印度與菲國移民親手打造的料理。近1點40分眾人回到禮堂，觀看東帝汶、緬甸、菲國、印尼和印度移民為意義非凡的節日，特地準備的跨民族表演。
臺灣人對「東帝汶」（East Timor）選擇性的遺漏，使「南向」東南亞的世界版圖不曾完整，更遺憾的，它也不存於曾有過緊密關連的澳門人言語之中。飄零者如費拉克的故事，和該天活動興起的陣陣漣漪，使我對「東南亞歷史」有了不同想法。
我在本文想傳達的，是另一種根著的東南亞女性敘事。
一、轉型正義困境：女性是英雄還是慰安婦？
1999年聯合國在東帝汶舉行全民公投，78.5％的東帝汶民眾支持從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印尼殖民陰霾裡獨立。獨立革命的領導者古斯芒（Xanana Gusmao）在一場公開的影像播映會議中宣示：有的人壯烈捐軀，有的犧牲者使人潸然淚下。然而，新國家的所有子民，無論生死，從今而起，都是英雄，而非受難者。
然而，有人畏懼東帝汶的自主，是否將複製巴勒斯坦尋謀獨立的負面印模？也有人問：在游擊經驗所存的固有民主潛力，是否可存續、適應於和平重建時期？
客觀來說，被尊稱「東帝汶國父」的古斯芒的宣示並不全面，他的話僅提供片刻的救贖。民兵攻擊不懈，新國家經濟持續低迷，重建與獨立之途何其漫長且艱困，足足證明了這點。
另一方面，新國家成立之際，女性地位應當如何改善？無論是一夫多妻制抑或交易型的婚姻（berlake，如婚前付給對方家庭的「新娘價」），過去的舊東帝汶習俗與在地天主教繼續以雙手結起對女性的羈縛。婦女成為二等公民的情況尚未好轉。而今東帝汶婦女往往是印尼當局及民兵底下實行強暴、強迫結婚、性奴隸或慰安婦的主要犧牲對象，且在公投後的內亂期間，保守預估六千戶的單親家庭出現——這些家庭的丈夫、父親不是死亡，就是流亡海外。
受暴婦女並不在獨立後獲得地位上的提升，她們依舊在自己社區內被邊緣、歧視。究竟這些戰爭時期受過暴力犧牲的婦女倖存者及其子女應被視為建國英雄，或是舊時期的遺孀？
獨立後，東帝汶政府修訂「退伍榮民法」（Veterans Law）進入前所未有的兩難，古斯芒亦無力承諾。2007年七月初，古斯芒將榮民英雄認證報告書提交國會，超過三萬七千名的男性獲得資格，但該名單不見女性。議場外的抗爭隨即而起，並在催淚瓦斯的反擊下受到壓制。他們抗爭的毋寧是榮民權，倒不如說轉型正義的失效。畢竟無以數計的帝汶家庭難民從1999至2007年流離東、西帝汶邊境，即便她/他們2009年逐批回國，卻仍流離失所，得不到國家人權保障的基本權益。
二、《比阿特麗斯戰爭》的誕生
2013年上映的《比阿特麗斯戰爭》（A
Guerra da Beatriz，以下簡稱《戰爭》）誕生於這樣的矛盾背景。
《戰爭》劇情改編自16世紀法國著名民間故事馬丁．蓋赫（Martin Guerre）案。該片貫穿1975至1999年，述說比阿特麗斯和托馬士的婚姻故事：1975年，年僅十歲上下的兩人在帝力的一個村莊結婚，同年年底印尼軍隊進攻東帝汶，夫婦和其他村民一同逃難，卻被印尼軍捕獲，送到克拉拉斯安置；1983年，兩人生下一子。村民選在獨立日時反擊正在歡樂而毫無武裝的印尼軍隊。為謀報復，後者旋即展開屠殺克拉拉斯的男性村民，但比氏卻無法在血染的河床上找到丈夫遺體；1999年印尼軍隊結束對東帝汶的軍事佔領，由聯合國接管，三年後東帝汶成為獨立國家。此時失蹤16年的托馬士竟然來到村莊，試圖重返比阿特麗斯的懷裡。失蹤期間，托馬士逃離山上，加入了武裝組織進行革命。
不過，劇情是在歧視和不平等情況下層層推展的：首先，比氏往後的幸福被建構於兩個村莊互利的和平，建立在買賣基礎（berlake）上，換言之，是場村莊上象徵兄弟情誼的政治聯姻（pela）。而多馬士生性極為怯弱，眼睜睜的看著自己妻子受到印尼軍頭性侵。即便比氏原諒了他的怯弱，且相信他一度生還，但只要習俗認定犧牲者已成祖靈，就不容生還者歸來家屋。
比氏始終不認為那位手持戰槍，廣受村民歡迎的托馬士是軟弱的前夫。托馬士最終被鄰近的村婦戳破真實身分，並在婦女形成的村莊法庭下正式將偽托馬士送上法院。
該片平鋪直敘貫穿25年來東帝汶村莊真實處境：飄無居所的社區感、女性受男性擺布的次等身分、徘徊於地方習俗（adat）與天主教信仰間的磨合與共存。
面對「失蹤的父親」和爭取未來抗爭的延長戰線，村婦在受迫情境中自主選擇與印尼軍隊共組家庭，以孕育未來的革命新血；在失去男性的村莊裡，她們重組村莊法庭，將冒牌丈夫送到法院接受判刑。然而，印尼軍強制帶走新生兒，而冒牌托馬士在監獄娓娓道出其前夫的真實事跡——後者順利逃脫屠殺行列逃離山上，發瘋自殺前，曾委託他好好照顧比阿特麗斯和他的親生孩子。
三、歷史與共同體：“A
luta continua！”
2003年，14位東帝汶女性倖存者受「東帝汶真相調解委員會」（CAVR）邀請下，勇敢地在廣播中述說自己的故事，其中最為有名的亦是名為比阿特麗斯的女性，她說：
……當我和我朋友在稻田時，他（印尼軍人普拉達）朝
我們方向開槍。我朋友對我施加壓力，說只要成為他的女
人便可保命。我羞恥地站著答應，但我會剪掉我一半的頭
髮，一半的頭髮我會留給他，而掉落的頭髮屬於東帝汶這
片大地。朋友說，不要怕也不要逃，妳可能會繼續受苦，
妳丈夫已死，而妳還活著……我們命運都是一樣的。普拉
達朝我走來，無論他問我什麼我都說「是」……此刻我向
往後的命運妥協了，從此和他成為一家人，育有一子。
無獨有偶，2005年12月10日時值聯合國人權日，另一位東帝汶婦女西希莉亞（Cecelia Soares）向世界宣布她的故事：1975年印尼空降部隊和軍艦進攻帝力時，「我很震驚的衝回家，將我的嬰兒抱在懷裡直接衝向山上，我試圖找尋我的丈夫但他早已失蹤。」她被印尼軍捕獲，在欠缺食物的難民區，女兒歿於飢荒，而她曾試圖了結生命。
受制於社會階級宗教、習俗與種種創傷，至今願意站出來講自己生命故事的東帝汶女性仍是少數。即便轉型正義緩慢，不過，做為東帝汶第一部國片《比阿特麗斯戰爭》抑或這些勇敢且帶有希望的女性持續呼籲，都試圖將性別暴力連結到國家歷史層面上。她們在受迫的情境下自主以母體孕育下一代，抑或將自己受傷的身體化作革命的發聲武器，連結成東帝汶的集體敘事。
如果說家族史的出現是可讓人產生生命的延續感，地方史可使人探索其自身變遷的根源感，那麼不存在家族史和城鎮史的彼方呢？是否不意味著還有歷史？
答案也許因人而異。不過，我們知道：無論是電影裡的比阿特麗斯，或如真實的比氏，她們都持續在幕前和劇終戰鬥著（A luta continua），且不約而同的承諾著相似的話：
這些（集體）經驗，都使身為一個女人的知覺獲得空間與權力的新視野。當知道村莊的其他女人有共同的暴力處境時，「我」就決定起身去為其他（女）人奮鬥。男人有槍可以抵抗敵人，而身為一個身無刀槍的女人，「我」將從「我」受傷的身體和「我」的發聲，爭取遲來的權利及勝利。
全文刊載於 《藝術觀點》第70期
http://act.tnnua.edu.tw/?p=1686
照片及資料來源
http://www.aguerradabeatriz.com/story/
http://thefilmcatalogue.com/catalog/FilmDetail.php?id=15728
http://www.aguerradabeatri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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