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與交錯：來自俄國集中營的歡慶聲響
我感到，劇院及其布幕差不多是我們勞改營生活的象徵（甚至不僅
僅是勞改營的，也是史達林時代的全部生活）：把傷寒病人的死亡
和痛苦，與那些保持一種如夢似幻的智識生活者的努力及嘗試分隔
開來，而後者本身或許明天亦會出現在布幕的另一邊。
1992-95年之際，俄國劇場史學家庫吉婭基納（Natalia Kuziakina）晚年名著《索洛维茨基集中營中的劇場》（Theatre in the Solovki Prison Camp）強冒著受到蘇聯當局視為禁書的風險出版了。庫氏是五十年前集中營的（她當時正值13歲）年輕目擊者，以致她能表現出栩栩如生的回憶式寫作，讀者仿若親臨現場。在她豐富的調查基礎與第一手文獻來源的研究之下，使得索洛维茨基集中營內不少劇作家、導演、演員和舞臺演出照片從被隱藏的歷史瓦礫堆中活躍了起來，例如著名的烏克蘭電影、劇場導演庫爾伯斯（Les Kurbas）、特倫提夫（Svirstroy
Terentiev）及普利法洛夫（Igor Privalov）等等。十年後，2003年波蘭裔美籍報導作家艾波鮑姆（Anne Applebaum）的《古拉格：一部歷史》（Gulag: A History）出版，並在隔年獲得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此深刻意味著蘇聯體制下的集中營「古拉格群島」（Gulag Archipelago）日漸解秘，原本活在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筆下那段不堪但時而幽默的同名著作的封禁命運，轉身成為中學的普及教科書。對俄羅斯總統普亭（Vladimir Putin）而言，這項教育上的解禁，正因它（們）本身是「需要」被了解的歷史：瞭解它們，才能幫助國家朝向未來。[2]
和庫吉婭基納一樣，索忍尼辛也曾經歷集中營的嚴酷生活。出獄後，他採訪了270位人士，為書中所寫之事，提供了佐證殘酷的證詞。「古拉格」是作者比喻蘇聯集中營的名詞，他將整個蘇聯比作海洋，而這片海洋上四處皆是充滿監獄與集中營的島嶼。索洛维茨基集中營（以下簡稱「索營」）便是其中之一。索忍尼辛在這部巨作中談到如何逮捕、逃獄、各種行刑與集中營的勞動生活。索忍尼辛在《古拉格群島》描繪著囚犯如何參與集中營劇場的經驗，我們將在下文描繪他的經歷。
艾波鮑姆在微小的篇幅中，談論過「索營」發生的藝術和其他知識活動「盛況」：1923年，「索營」成立了第一個劇團。被控告「反革命」的前專業演員在其中「憑記憶想像」，演出了毫無劇本為基礎的契訶夫《凡尼亞舅舅》（Uncle Vanya）和高爾基劇作《太陽的孩子》（Children of the Sun）；「索營」的劇場不僅僅演戲，它還有電影播映、輕歌劇、一場有著管絃、五重奏、合唱與節選自俄羅斯歌劇詠嘆調的綜合型音樂會；「索營」劇團搬演過果戈里、俄國白銀時代作家安德烈耶夫（Leonid Andreyev）[3]、詩人惠特曼（Walt Whitman）、克林尼茨基（M. Krinitsky）等人的創作，以及悼念法國知名女演員伯恩哈特（Sarah Benhardt）的紀念演出。[4]除此之外，「索營」聚集不少知識份子型的囚犯，包括作家、植物學家和科學家，他們在索島進行植物學、動物學研究，成立了實驗型植物園和博物館，由於索島圖書館藏書量足達三萬冊，這點幫助知識份子實踐了監禁時期的學術成就。同時，囚犯也使用了修道院的老舊印刷廠，出版了諷刺性漫畫、詩歌、直率易讀的小說、月刊，甚至報紙。[5]
然而，「索營」行政處之所以如此「關注」集中營改造，讓知識和藝術活動如此蓬勃，甚至不惜花費出版《索洛维茨群島》雜誌、開設劇場、博物館及其他文化設施，並非出於好意。我們知道，這一切都是為了讓高爾基「參訪」時，讓他留下一切美好、和善、且無任何「暴行」發生的精心設計下的「表演」。[6]上面的人做一套，底層的藝文傾向的囚犯也同樣發展出自己文化實踐的一套。當代俄國古語言學家謝爾蓋耶維奇（Dmitry Sergeyevich Likhachov）便回憶這段看來是毫無意義的官方「表演」；當然，我們重點不在這場給高爾基觀看的「表演」，而是集中營時期的謝氏是如何展開索洛维茨民間創作的調查。他擁有兩本記事本，一本交由父親探望時偷偷帶走；一本則是他被調往白海－波羅的海擔任鐵路調度員時，1932年獲釋並未受到任何搜查刁難，而這本，記錄了不少集中營內的口頭創作。
要在索洛维茨的險惡寒冷森林、泥炭場內幹著勞動工人的口中耳聞民間創作是很難的。而索洛维茨民間文學僅存在這座北方島嶼的克林姆林宮，是集中營領導為了裝飾門面，給外賓「展示」用的。但是，謝氏倒從這邊的「展示」中，找到他所關注的某些有效線索。諸如敘事詩的形式中，英雄犧牲的戲劇性情節，在沙俄監獄與流放地盜賊文學都流傳著，也在謝氏當時被囚禁的20年代末的索洛维茨還存在過，甚至彼時俄國的流行歌曲中，人們尚可挖掘其韌性的生命力；索洛维茨也有不少諷刺詩歌、四句民間短歌的民眾資產，這些出現在當時領導雜誌與集中營劇團的罪犯格魯波科夫斯基（Boris Glubokovsky）排演的《索洛维茨時事劇》上，而這部劇作又根據輕歌劇《火神女祭司》旋律改寫成三個多小時的唱詞。囚犯們手提燈籠在黑暗中是這麼迎唱著：
索洛维茨由僧侶薩瓦季開創，
那時我們島上還荒蕪人煙……
（……）
遵守勞動法典，
可愛的押送隊守衛著我們，
從朝霞到曙光
把我們往高高的斧山上驅趕……
「如同柔軟芳香的鱘魚∕索洛维茨人不懂憂戚……」[8]劇中唱的諷刺歌曲是嘲笑獄中領導們的意圖，把集中營改造成感化院。有趣的是，囚犯們在劇尾吟唱的《索洛维茨的星火》一曲走出了集中營，歌聲和唱詞遠播到莫斯科。它們隨著各地囚禁於集中營的音樂家出獄後，散播到俄國各地。[9]索洛维茨劇場上演這種四句民間短歌「改造」後的諷刺調；集中營詩人也將這種形式放入自己的創作，並在《索洛维茨群島》刊出。[10]謝爾蓋耶維奇帶有挖苦但又樂觀地說：
在艱難的環境裏，笑聲、諷刺歌曲、模擬諷刺詩和四句短歌非常必
要，它們撫慰心靈，給予力量，讓很多人恢復生機。
（……）
索洛维茨的領導極其嚴酷。舉例來說，犯人因為毀壞海燕巢而被搶
（海燕已經被僧侶教得不怕人了）。而造反歌曲與四句詩卻被放行
通過了。為什麼呢？不大識字的當地領導向經常從莫斯科前來的各
種委員會展示囚犯們的獨創作品並看到來賓的賞識，也就放任了囚
索洛维茨劇場在集聚鬧劇和嘲諷中屹立不搖。「這也是20-30年代囚犯們天真的夢想」囚犯利哈喬夫保留著一張1929年1月12日為紀念詩人阿列克謝耶維奇（Nikolai Alekseevich Nekrasov）所舉辦的晚會海報，當晚他因傷寒躺在床上。但他記得，晚會先由幾場演說開始（格魯波科夫斯基是其中一位演講者），幕間休息後是音樂會，表演著集體朗誦、管樂隊、交響五重奏、索洛維茨合唱團，還有囚犯克涅利的創作歌劇《科勃扎琴歌手》，以及囚犯為詩人所做的麻膠版畫肖像。[13]索洛维茨或許給讀者一種有著豐富精神生活的集中營觀感，或一種飽受傷寒傳染、又飽經體力活受折磨時進行的節慶生活，對利哈喬夫這類自身被囚在集中營的病患而言，毋寧是奇形怪狀的「奇蹟之島」[14]！甚至，利哈喬夫在這篇回憶錄還論及劇院內外「存在著劇團裏常見的傾軋，形成不同的小團體，演員與導演們各自有不同的擁簇群」[15]，利哈喬夫發表在《索洛維茨小報》所寫的劇場評論，在隔期還出現對利哈喬夫「走後門的評論」的嚴苛批評。[16]「索營」裏的劇場生活，並不比在營外的劇場來得「遜色」吧？……
但是，並非每一座集中營的精神生活都像外賓「示範區」化的索洛維茨劇場來得「精力充沛」。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島》清楚地嘲諷著集中營設置「文化教育組」的笑柄。「文教組」前身為「政教組」（政治教育組），是在1930年代後「讓它取代從前監獄中教士或監獄宗教儀式」所改制的。[17]帶頭擔任「領導員」的通常是那些撞搖賣騙、金光黨、皮條客的市井小民，就連知識份子想擔任「文化教育」的小幹部也完全沾不上邊，因為一切政策都要符合史達林時代倡導的「接近無產大眾的層次」的文藝方針。知識分子的存在是徒勞無用的。這個群體內，工作項目琳瑯滿目，劇場和文藝僅是其中一小項：除了負責編寫類似「優勝工作隊得到……尊敬和讚揚！幹你的突擊工作……刑期會減扣」抑或「努力工作吧，一家人家中等著你吶！」諸此既愚昧又溢滿謊言的理想口號外，手寫壁報、報紙、政令宣傳、音樂諷刺故事或「刑法條文的前進」演講，這些基本上都是文教組的娛樂業務。[18]1934年底，史達林發動政治整肅，這自然也影響到集中營的「創作氛圍」。索忍尼辛帶著嘲諷的語氣寫道：
……冰河時代來臨（這一點，當然哪，是非常必須和絕對不可
或缺的事！），所有這些剛開始的嬌嫩花瓣都隨風四散了。突擊
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競爭消逝到什麼地方去了？勞改營報紙呢？
突擊工作呢？經費募捐呢？公債招募呢？不支薪水的周六呢？文
化委員會和同志法庭何在？驅除文盲運動和技術進修課程呢？這
是怎麼回事，他們竟下令要把營區中黨頭頭們的照片和揚聲器拆
除？（他們不再到處放痰盂了。）犯人的生活突然一下子變得多
麼黯淡！（……）標語的形式也不再重美術的、詩意的了，這時
它們僅僅有最簡單的形式：完成！超額完成！當然，沒有一個人
企圖直接禁止美化的政治課程、或者繆司諸女神的飛揚，……以
伏爾庫塔一處勞改營為例，九個月的冬季到了盡頭，三個月長、
似假非真說不上來有多可憐的夏季開始。「文教組」組長很痛苦，
因為這個營區看上去又髒又亂。這種情況下，犯人對自己拒絕參
與這項體制，不會好好去想想它的完美性的。所以「文教組」便
宣布了幾個周日做工。犯人在休息時間中，很有興趣做一些「花
床」──任何東西也不生長，因為沒有一樣花草長得出來；他們
不是種花，而是在許多死死的假山上，別具匠心地裝飾些苔癬、
地衣、破玻璃杯、煤渣和斷磚，然後他們在這些「花床」四周用
泥水匠的木條，裝上小小的籬垣。雖則它們結果不像高爾基公園
那般美麗，然而「文化教育組」卻很滿意。兩個月時間中，雨一
落下不就通通沖刷掉了嗎？這個，又如何，雨會沖掉，明年我們
索忍尼辛書寫著眾多從事藝文工作的「怪人」群像：布爾什維克革命後的初前幾年，有個從比利時搬來彼得格勒，並開了一間帶有新精神的「新劇院」的知識份子。就只當時因國籍的變更，被迫參與不同陣線而被控告「背叛祖國」的劇院董事（索忍尼辛問，到底他的祖國是哪個？），坐在文教組教室中，「沒精打采地隨便望著我們馬馬虎虎的排戲」[20]；集中營內的畫家相對「自由」，他們可在單獨室內，從「永久勞動」的工作中釋放，當然他們畫的是集中營區所不可能出現的森林或美麗風景（直接依照風景明信片照本宣科地臨摹），畢竟這裏僅有苔原與松林；[21]雕塑家是最「不受寵」的，一來雕塑佔空間，他們的「用途」很少，僅是又畫又雕，還要面臨長官的情緒與價值觀，以致於成功雕好的作品被毀壞的狀況也是出現過的；[22]音樂家所寫的樂譜被「識貨」（識其音樂表現集中營的悲慘生活）的長官燒掉，鋼琴被沒收，還被送到另一個監獄審判；[23]詩人只能為漫畫下標題或擬擬「無傷大雅」的打油詩，不准有其他主題……。[24]索忍尼辛觀察道，世界文學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個在於高層（知識份子、資產階級、貴族等）寫高層，寫他們自己；第二範圍是高層寫低層；第三種是低層寫高層；而第四範圍是低層寫低層，便是寫著底層人民自己的生活。[25]對他言，在集中營中（高層）知識分子與底層百姓是唯一最合而為一的時刻：
數以百萬計的俄國知識分子趕進了那裏──那並不是一次快活的旅
行：而是送去支離、就死，沒有半點回來的希望。在歷史上這還是
頭一遭，這麼多通曉事理、成熟、有教養的人，發覺這不是想像，
就這麼一下子置身於奴才、農奴、勞改犯、礦工的皮膚裏。在世界
歷史上（這種大規模），把社會的高層與低層「合併」一起的經驗，
也是頭一次。那阻止了高層了解底層──憐憫的──，那極端重要
的、似乎通明發亮的、以前卻又無法穿透的隔膜，這時卻溶解了。
（……）僅僅在「群島」的這些知識分子勞改犯，才把他們良心上
的痛苦斷然拋開，因為他們已經分擔了老百姓的歹命！唯有此刻，
一個有學養的俄國人才能從內在寫奴役的莊稼人──因為他自己也
索忍尼辛筆下的集中營劇場，與索洛維茨劇場的「展覽性」（或獲得長官喝采）截然不同。「劇場表演」有時出現在最莫名其妙的時刻：「十分鐘之內，我要看到一場演出！」在卡路加水閘集中營時期，索忍尼辛幹過小小工餘話劇隊，為不值半文錢且醉醺醺的中尉長官演出突然的要求，設法演了一些戲。即便在床上酣睡，或在飯堂烹煮大鍋菜的人，都會被逼著「排練」：
轉眼間，我們便會歌唱著、舞蹈著，在燈光明亮的舞臺上演出，面
前是一座空蕩蕩的大廳，其中唯一的觀眾，便是那位傲慢十足的獃
正因如此，索忍尼辛筆下的劇場，是更接近「偶然」與「機動」組織下的「民眾」玩鬧性：高爾基的劇本被丟入藏書室內，甚至各頁都被扯去捲香菸；在這裏的劇本特選集，封面盡被標幟著「僅供酷勞改總署使用」的「餵豬飼料之作」（索忍尼辛語），充斥著一堆廢話噁心、無聊的濫話，「所以才從我們這邊灌！最蠢最沒天分的作家，生產出在這裏上演最令人噁心的劇本！如果有人想要上演柴霍夫的鬧劇，又能到何處找到劇本？」[28]；這裏的表演憑靠頭頭們的一時開心，或因為「文教組」組長得每半年交一份報告，要在裏頭「標榜一些成果」；但也許是他們料到上級有什麼頭頭要來，而必須突然搞出些「花樣」[29]：
這裏要談談在偏僻囚營中如何演戲：「文教組」組長（反正在營區
也很少見得到他，一名勞改犯教導員樣樣事情都替他經辦了）把一
名奏手風琴的犯人傳來，告訴他：「我要你做的事情是！搞一個合
唱隊！」（在軍中、在自由的國民「兩方面」中，政治領導班子對
基本政治教育的重大意義，具有迷信般的信念，尤其在「合唱」。
業餘康樂所有其餘的節目都可以衰落下去，但一定要有「合唱」！
一種集體的歌唱。歌很容易檢查，通通是「我們的」歌嘛！而且你
們不論唱什麼歌……就會對它深信不疑。）督導這個合唱隊，要在
一個月以內的時間表演。
「可是，報告組長同志，我不會看樂譜呀。」
「你他媽的要樂譜做什麼！你只要演奏一支人人都曉得的歌，讓其
他的人單獨唱就行了。」
因此，徵求合唱隊隊員宣佈了，有時還附帶徵求話劇隊。他們到哪
裏練習呢？「文教組」辦公室太小了，他們要一處寬敞的房間，還
有，當然哪，營房中根本就沒有康樂廳。通常這種常用的地方便是
勞改營飯堂──經常還有麥片粥騰騰熱氣，以及腐爛蔬菜與煮鱈魚
的刺鼻臭味。飯堂一邊是廚房，另一邊不就是搭就了的舞臺，臨時
一個人怎可能哄得動眾人的參與呢？尤其在有五百個囚犯的營區裏，或許只有三、四個「實實在在的業餘演唱者」？其實，在男女混合的囚營裏，最大的吸引力便是在合唱隊裏的「喜相逢」[31]。合唱隊、話劇隊僅不過是找個機會和別人會晤。索忍尼辛說：
這毋寧是一種假生活，或許不是假生活，但會是一種提醒，不管一
切一切，生活依然存在，生活的確繼續運行嘛。他們會有一天到庫
房去，從穀物上把粗糙的棕色皮紙拿下來──互相傳遞，在上面寫
下劇本的各場。歷史悠久的話劇程序嘛！然後，角色的分配！考慮
在戲中由誰來親吻誰！誰穿什麼衣服！如何上妝！看起來會多麼有
趣！到演出的那一晚，你可以在手裏拿到一面貨真價實的鏡子，看
一看自己灰頭土臉的，穿上了實實在在的自由人服裝。[32]
沒錯，索忍尼辛說得挺真實的：這是一幅奇怪的場景，曾幹過職業演員的囚犯，在這個極為腐臭及壅塞的飯堂演出，所帶來的笑聲、笑容、歌唱、大禮服等等，對一個「自由的」演員而言，僅有一個化身，那即是在他∕她的角色裏；可是在集中營的演出，演的是雙重化身。首先，必須假裝自己是個自由自在的演員，唯有在這項認知中才能扮演好一個角色；第二，在監獄裏一切折磨下，還得意識到自己是個奴隸，或許明天主任同志認為你演技差、或者你與哪個異性囚犯聯絡，就送去懲戒室，或者送去長工時的伐木勞動，甚至遭受更長遠的流放。[33]
廣袤的集中營裏的「犯人」階級，在史達林時期諷刺地達到了一個俄國歷史上殷殷期盼的「無產階級世界」的頂峰：囚犯生活中，僅有單獨一種「生產」（他們隸屬生產，沒有權力指導生產）的共同關係。這形塑出索忍尼辛的「犯人國」[34]總體形象。他們的勞動，又屬於俄國國家經濟的主要成分（運河、礦場和西伯利亞的酷寒開發）。他們並非像其他史達林時期集中營外的「自由人」，彼此在商店、街道、輪船、劇院、娛樂場所相遇、對談，憑藉有聲的談話、表演抑或無聲的文字溝通意見。集中營的囚犯是在這裏被「孤立」的，「唯一僅僅靠彼此間的溝通過生活」[35]。這也是為何我們須從索忍尼辛所談的不同階級真實的「合併」，做為我們理解為何集中營內的藝術展演（包括再怎麼知識涵養博厚的詩人作家或劇場工作，都使用相當俚俗的手法、語言）達到都市地區、正規劇院、圖書館藏書架上永不可及的民間性格。畢竟，他們得在這樣的世界共同體內溝通，而這個世界也僅有廣大的他們如此罷了。
集中營內的劇場，跟俄國十月革命的瘋狂城市藝術實驗相比，看似兩碼子的事，卻仍有些共通性。這種短暫的狂歡，與索忍尼辛筆下的古拉格群島生活，平行出某種暫時的解脫。在集中營內，你很難想像充滿民間的展演傳統，嘲諷，自製短暫的嘉年華生活到底如何盪漾於勞動與凌虐過度的邊境監牢裏。歷史告訴我們：在莫斯科，某些藝術家曾在咖啡館以這些形式的表演綜合嘲諷資產階級，但到了集中營，嘲諷獄卒便成了維持自我生計的最佳救命丹。更一層諷刺地是，此讓我們回想起19世紀後期知識分子亟欲彌補的、對民眾負責的道德、教育空缺，在史達林時期，這片「共同土地」讓他們告別了憐憫與鳥瞰「民眾」，意外達成黑格爾式的歷史終結的碩果。
全文收錄於林正尉碩士論文，《鏡縫拾荒 展演地圖：從巴黎公社到飛夢社區》，pp.277-290.
[2] 參見http://news.ifeng.com/history/shijieshi/detail_2012_09/03/17312272_2.shtml
普亭：「這是一本非常需要的書。不研究書中所記錄的現實，我們無法全面瞭解我們的國家。
不全面瞭解我們的國家，思考未來必將困難重重。」
[3] 安德列耶夫作品的演出，與他兒子被關在集中營有關。下文即是作家安德列耶夫的兒子在集
中營表演狀況。
“We saw in the New Year of 1937 while still in
the library, and on the eve a splendid New Year
concert was held, the
last in the history of the Solovetsky Theatre. All the performers had a premonition
of this and played as if for the last time in their lives, giving the audiences
their all, their hearts and inspiration. How Privalov sang! How Vygodsky played
Brahms and Rachmaninov (Concert No. 2)! Everybody was so moved
and charmed.(……)What New Year miniature pieces were presented by comedians from
variety and operetta! Andreyev, the compère, made the audience split their
sides with laughter, including the camp bosses sitting pompously in the ’government
box’. Andreyev’s impromptu
remarks were witty and daring. For instance, he impersonated two seagulls
talking, one from the Solovki, arrived for wintering in Southern Europe, the
other from France one wanted to fly there in spring. The Solovki gull was
gripped with pity: ‘Oh, God forbid! Mind you’re a foreigner, they’ll surely
frame you for S.S.(suspicion of spying)’.
The bosses no longer laughed. Next day Andreyev was sent for three days to a
punishment cell. ” in Natalia Kuziakina(1995), Theatre in the Solovki Prison Camp. p .139.)
[9] Ibid.,
p.281.
「《索洛维茨的星火》走出了勞改營範圍，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也在唱它，過了幾十年，獲釋後，
人們還記得。歌曲的旋律是原創的，勞改營裏有音樂家：天才的彼得格勒指揮家、作曲家瓦里
伯特和來自梯弗里斯的亞美尼亞音樂家阿南維。」
[11] 關於這部戲，德．謝．利哈喬夫囚犯回憶起來印象深刻。利哈喬夫在1995年《回憶錄》談道，
受到異常矚目的格魯波科夫斯基與這部戲尖銳地諷刺著索洛维茨的管理制度、習俗與領導們。有一次，一個醉醺醺的「疏散委員領導」看了這部戲，在擠滿犯人的大廳裏，格魯波科夫斯基（顯然也喝酒了）表演時，他突然大叫喊著：「就這麼唱！讓這些下流胚子難受！」手指向委員會的人。德．謝．利哈喬夫還依稀記得副歌與結尾內容，可參見伍宇星，頁334-337。
[31] Ibid., p.697.
「蘇西奉派擔任合唱隊長，對隊員增加的迅速大吃一驚，多得他沒法對任何一支歌作充分練習。
新來參加的人不斷來了又來，他們沒有嗓子，以前壓根兒沒唱過歌。可是他們不住哀求，要拒
絕他們，對他們這種最近剛醒覺過來的藝術渴求置之不理，會是多麼殘忍！然而，有不少的合
唱隊員在真正練習時並沒有參加。（原因是參加工餘康樂活動的犯人，准許在熄燈後兩小時在
營區中活動，供預演的來來回回者使用，所以他們就利用這兩個鐘頭趕辦自己的事。）」
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