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哀及其喜劇：徘徊於玩笑與憂慮中的張力測量計
文∕林正尉
當代西方史學領域中，英國歷史學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以開玩笑、扮丑或講笑話的「玩笑史」研究，占有一席之地。伯克在〈近代早期義大利開玩笑的界限〉一文裏，探究玩笑的變化，得到兩種結論：其一是對待玩笑的態度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產生變化，例如巴赫汀指出中世紀教會與政府對於顛覆性的玩笑先持寬容，而後壓制的態度；次二，是開玩笑本身隨時代而變，在此伯克認為佛洛依德所強調的幽默，其實是憂慮的一種表達，這足以翻轉巴赫汀關於「笑」具有「釋放功能」的論點。
伯克並不諱言運用了某位人類學家的理論。這名人類學家曾將對巫術的指控，描述為某個社會集體的「張力測量計」（Strain-gauge），揭示了某個特定文化中的緊張程度。而伯克進一步提出詢問：「玩笑可以看作另一種張力測量計」（Burke：2013），若如此，戲謔系統在1350-1550的兩百年間，有什麼樣的限度、底線與邊界？
令人訝異的是，宗教事務者是一個可開玩笑而不至於引起冒犯的對象（某些情況下），許多故事集常見宮廷丑角扮起教士嘲弄地模仿教會典禮，在容忍的範圍之中。
伯克擅用大量的謔文、故事、訴訟案例來論述惡作劇在這兩百年，如何從狂熱到壓抑與貴族教士的道德控訴走向衰落，這為戲劇史帶來相當大的警示。當玩笑史變為一種可供人們探究的學科時，這也意味著光從即興喜劇、丑戲、宮廷喜劇的「劇種變革」可能是失效的，很大的原因將是單點透視的戲劇史學者無法解離這些劇種的流行和當時的「張力測量計」如何生產關連、共振，甚至如何交錯、排擠，建立起更為廣袤的光譜和立場。
然而，伯克始終提醒我們佛洛依德和心理學的可用性。倘若我們認同佛洛依德強調的幽默與憂慮的雙面性，印證在分析莫里哀的喜劇作品上，也同時閱讀到莫里哀的生平如何和教會、保守勢力間糾葛中，所積極倡導他批判思想的心態，可能印證著某種對跳脫時代侷限的渴望，迎向某種身分和個人自由──可能是讓莫里哀同時獲得高度讚揚、壓抑後抨擊的17世紀法國巴黎社會縮影的鬆動，他同時活於市民與宮廷之間，站立於這些爭議的中間，但又不屬這些紛雜聲音所及之地。具體來說，莫里哀的「前衛性」和「偉大性」，所突破牧師、婦女或紳士公開參與玩笑而越來越受限制、開玩笑的領域、場合及地點變小，管控更強的1650年代中，進而獨自力量來穿透他的批判思想，更強烈地印證這名「張力測量計」如何展現於17世紀中葉的巴黎熱烈子民與抨擊他的所有勢力上，而成就超越戲劇史與玩笑史的「獨特性」，亦是具革命力之樞紐。
當個人意圖在猶如真空的宮廷社會傳達個人自主性之音時，往往也是孤掌難鳴的，這也許是我們當今演繹莫里哀時，能否意識到他的憂慮在於努力說出他無法言盡的時代憂慮，也是我們今天再從莫里哀遺留下的口袋中，找回的一把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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