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學導讀3：在美國，波蘭移民社區裡的情感維繫

Photo Credits: Polish emigrants on a ship leaving for America, photo: National Digital Archives / www.audiovis.nac.gov.pl

移民學導讀3：在美國，波蘭移民社區裡的情感維繫

作者：W. I. Thomas & F. Znaniecki (1984)

書名：《身處歐美的波蘭農民》（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

中文版譯者：張友雲（2000）

南京：譯林出版社

1918-1920年，美國社會學家托馬斯與波蘭裔的茲納涅茨基（以下簡稱「茲氏」）合作、書寫《身處歐美的波蘭農民》的時間，恰好是19世紀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美國「進步時代」。

此期不少美國社會改革者和知識分子，對移民議題投入積極研究。他們採取如新聞報導、媒體醜聞、調查研究報告、移民小說、傳記和書信等方式，試瞭解處於社會急遽變化下的工人階級及都市中的貧窮移民狀況。

一、波蘭移民/工的生成背景與美國危機

外來移民/工給許多美國本土出生的人帶來嚴重問題：首先是膨脹中的移民人口，使得走在城市裡的不是移民，就是其後代。本土出生的美國人感受「自己」文化、宗教及「種族性格」深受威脅；同時，移工的勞動身分，讓本土美國人將他們把工會主義、激進主義聯想在一塊。而貧窮的移民可能帶來犯罪、家庭瓦解、社區經濟下滑（對本土美國人而言）等問題，從美國政黨中獲得工作或福利上的救助，引來美國人不滿。

托馬斯與茲氏，藉憑有償方式邀請移民/工講述自己的傳記或故事，抑或透過文獻資料（尤其是信件）來認識他們的生活經歷，這種調查方式稱為「生活研究法」（the life study method）。他們的研究對象是1880-1910年移居美國的200萬名波蘭人。

19世紀初的拿破崙戰爭，波蘭領土曾被奧地利、普魯士和俄國沙皇瓜分，促使大量年輕未婚的男性勞動者出外謀生；而過往的波蘭農業是由莊園地主強制農民義務耕種，在1864年農民大規模暴動下，俄國人將農地發給農夫、補償貴族，並廢除義務耕作制。不過，得到土地的農民開始將產權販售給商人或都市發展計畫，鐵路與輪船將波蘭農業聯繫起來，然而更為脆弱、邊緣的農主無緣進入這波世界經濟的胳膊，成了移民/工。絕大多數的波蘭移民/工抵達美國之前，曾移居歐洲其他城市謀生。

兩位學者關心的問題是：波蘭移民/工如何在遷徙與定居的變動過程中，維持他們與其他人的社會網絡？換言之，人與人之間的情感的紐帶又是如何建構而成？他們發現，當移民個體遭受孤立時，更容易引發犯罪、虐妻、經濟活動不講信用等狀況。即便「進步時期」開始出現篤信美國價值的外籍移民中產階級，他們以英文溝通、支持美國、購買公債，但大多數的波蘭子民仍是工廠中的勞動者。孩子們在保守氛圍裡，接受權威的父權教育，他們須視工廠的父親為絕對榜樣，宗教與家庭永遠第一，以學習刻苦耐勞的精神，因為他們真實活在不得呼喊疲憊的勞動環境下，換取「有飯可吃」的短暫保障。

二、美國波蘭移民社區的情感維繫

托馬斯與茲氏筆下的波蘭移民社區，是美國史上第一個對移民社區的空間描述。其寫作目的，在於讓美國人相信這些波蘭人不僅變成美國的一部分，亦是身負其文化、價值觀與生活習慣的「美國波蘭人」。不過，波蘭裔群體並不簡單「複製」母國文化傳統，而是將他們根源適用於美國的社會環境底下。

波蘭移民/工如何同化成「美國人」？其驅力是群體的，並將族裔社區從原本不甚凝聚的個體，漸漸影響、吸引，打造成有波蘭特色的社區模型。作者們（2000: 119）認為：「個體移民帶給這個國家的是他舊有的傳統心態，絕不是他原屬國家的社會體制。他帶有一種與來自相同社會背景的人相互聯合的趨向，且一旦結成群體，舊有的制度便開始再現。然而，有一點相當清楚，這些制度在美國不可能將其原本內容和意義完全復甦。這種重建是原有社會價值的本能需求的後果，並不是要實現重建舊制度的計畫的後果，它是一個相當緩慢的過程。」以農民為主體的波蘭移民社區，並未較在母國生活中來的凝聚且向心。他們在社區或小市鎮中吃著美國食物，在美國商店或工廠得到收入，居家物品都是美國製為主，但因源源湧入的波蘭人口也不至於讓他們對波蘭傳統制度的遺忘，也因此發起的社區機制「只能算是舊有波蘭原型的一個很不完善的仿製物」。此種社會機制依然以家庭和初始社區（primary community）為核心，人與人之間的連結與「順服」受到承認，即便許多原有母國的文化價值、習俗或信念漸受遺忘或失去效能，但仍有其群體的規範力。

Photo credits: http://www.everyculture.com/multi/Pa-Sp/Polish-Americans.html

三、公寓與工作

當一個波蘭移民在一處尚未有其他波蘭人定居的地區找到一份不錯且穩定的工作時，他通常會邀集親人與朋友前來。的確，有時並不順利，此時假如他不為孤獨所驅使而離開此地時，他就會逐漸受美國社會環境吸納。

若親友前來，他們會搞起一個波蘭人公寓，這一部分出於經濟原因，另也與社會建構有關。經常是由他們之中，某位有一些錢、而妻子也在美國的波蘭成員較為主動。在他自身情形相較穩定下，將妻子接來，租上大一點的公寓，讓其他人成為房客或寄宿者。而寄宿的工人都會掏出一點錢用於租屋和購置家具。但他們購買自己的食物，有的妻子負責做飯或家務，而他們每人繳一點錢（每週1-2元美金），也會不成文的提供她及其孩子們一起分享寄宿者的多餘食物。

四、互濟會

伴隨新的僑居地數量或範圍增長，同一性和凝聚力也會增強。每當僑居地的成員達到100-300人規模時，就可能出現「公會」。

起初，波蘭移民群體的地域呈不同程度的分散狀態，但大體靠近工廠區或礦區。除去個人之間的關係、婚姻因素、友誼及種族團結的一般情感紐帶之外，再沒有其他的利益能把人們匯聚一塊了。

「公會」成立的首要目的，在於緊急情況下（疾病、死亡或特殊的失業問題）的支撐。構成一個美國波蘭社區的工人群體，不若母國的勞工群體，前者是孤立的，與更廣闊的（美國）社會環境相分離。

在波蘭社區發展的早期階段，相互幫忙是隨機的、就不同個案進行，採取手段是大家共同對不幸的家庭展開募資行動，不過，稍有錢者的負擔就會重些。他們逐漸渴望一種規範化的保險及互助系統來取代志願援助，以減少風險，「公會」因應而生。由於美國社會環境下的波蘭社區不全然是認識的親友或鄰里組成，難免會產生不情願承擔提供幫忙的義務行動，舊有的互助傳統在美國有所轉化：舊習慣與新態度磨合下，形成了社區內的共同保險機構。

五、公會、教區與學校

在新僑居地上建立起的波蘭人公會，功能遠勝過一個共同保險機構，不僅讓散居的波蘭成員定期團聚，積極產生社會交往，還成了社區中的重要機關，產生各種倡議議題的泉源，抑或實施各種計畫的工具。而公會也會組織舞會、戲劇、野餐等公開活動，但公會的形成多現身於城鎮或市區，少見於村莊。

當教區組織起來後，互助協會也不再是社區的中心機構或核心代表，領導權會由神父接手，但互助協會並不完全放棄它的社會功能。它們與教會或其他接連形成的協會，共同享有對公共事務的倡導權及發言權。

教區的建立開闢了社會活動的新領域，拓寬移民的興趣範圍，倡議更多的社會合作。而這種社區精神使移民把個人利益和群體利益在「我們」這種抽象感覺中具體化，達成某種程度的統一感。神父不限制當地協會的活動，在美國，有組織的群體合作體系是由兩個方向延伸的：一、除了由神父本人主要倡導和完全控制的、純宗教性質的教友會之外，非宗教性的協會，不同程度地獨立於神父控制的經濟或文化團體，也被教區要求為共同發展目標提出貢獻；二、這些目標不再侷限於祭儀或捐助，而是包括移民社區內的社會生活的所有領域。

一旦教堂建成，甚至建成之前，教區學校就已經組建起來。通常教室為兩層式建築，底層包括教室或小型會議廳。有時是租借或購買私人房屋作學校用途。兩種安排都是臨時性的，因為教區的發展遲早會促使專門學校的修建。

學校教師主要是由不同層級的修女任教。在較大的僑領地，也由教士或非信徒者任教。波蘭語和英文同時都是教學語言，在不同學校有不同比重。教區學校最根本意義是，既不在於它們的宗教屬性，也不在於使母國的語言和文化在年輕一代中得以保存，而在於僑領地上，促使社會團結的功能，並一代代傳承下去。

從地域角度看來，其首要效果是將移民聚在一起。孩子們的教育問題和宗教興趣一樣，是全體移民的共同興趣，家長透過參與學校慶典和節日活動形成集體。

美國社會脈絡下的公立學校體制可能讓移民孩子與父母疏遠，原因在於教區學校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疏遠（即使課程與公立學校相近），但後者更為注重讓孩童熟悉父母的宗教、語言和民族歷史，也培養對參與僑領地的公共事務的興致。

Laurent said / Lin Chen-wei（林正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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