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蒙古國（下文簡稱「蒙古」）與中亞五國在特殊地緣戰略位置上，夾處中、俄兩大強鄰之間，深受國際情勢變化導引。此因素影響該國都市計畫發展。與其將蒙古置入「東亞」或廣義的「中亞」論述比較裡，本文旨趣更是探究其在國際政治場域變動過程中，所產生的政經狀況。論及蒙古發展環境，攸關以「誰的視野」定之。
美國於「911事件」後，將蒙古納入中亞戰略一環，意圖展示其從民主與安全兩層面上，扮演中亞區域民主典範角色（王維芳，2008：14-20）。王維芳（ibid., p. 2）說明冷戰後的蒙古，在實質國際場域中，傾向將東北亞國家列為外交優先對象﹔而中亞五國加入原蘇聯解體後所成立的獨立國協（CIS）。至此，蒙古跳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最初定義的中亞範疇。
1990年代起，有感1960年代建立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國際原則基礎上的「友好互助條例」失效，蒙古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高層官員先後互訪，展開文化、經濟與軍事關係等層面互助協議。蒙古政府內部對於「親近中國」存有芥蒂，從原有政治、軍事為手段的國際合作，修正成具互補意義的經濟、科技及資訊交流，將「地緣政治」詞義，連結「地緣經濟」的實質合作基礎上（廖淑馨，2000：12-29）。但是，當蒙古獲得自他國的建設援／貸款，並不意味能自主運用，
以一九九八年中共答應的三千萬人民幣而言，它是指定為興建老年及公務員
住宅用，而且中方提供自己的勞工與興建後，才轉移給蒙古政府。……最終
受惠的還是中方在蒙古的投資企業，而非蒙古本地的企業。（ibid., p. 17）
2014年習近平提議建設「中蒙俄經濟走廊」，藉此暢通三國在交通、物流與跨國電網，促進地區經濟一體化，來成就「一帶一路」利益共同體。從經濟層面看來，「經濟走廊」規劃構想提供運輸成本低廉的「最短路線」，且相較中／南亞恐怖主義風險威脅之下，較為安全﹔更重要的，中國得以調解與東北亞的緊張關係、俄國東部領土爭議、蒙古「第三鄰國」中立外交策略、來自美國孤立或圍堵等多層複雜國際關係，「將蒙古國納入東北亞和平合作對象國，避免蒙古國受到美日等國家的蠱惑」（謝文心、謝文璇等，2018：2-4）。
上述表明蒙古於1990年代實行政治民主化後，受制國際局勢影響，由他國參與該國不同空間規模「規劃」的浮動視角。如中國視野下的「經濟走廊」，近十年佈局八大邊境口岸，再求發展跨境經濟合作區（ibid., pp. 219-230），藉此管制中國東北、內蒙古自治區與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等「邊境地帶」的政經實質權益。
蒙古都市規劃想像是否有其「自主性」？與他國干預下的規劃產生何種張力？為使這問題有意義，須理解「第三鄰國」外交政策是該國尋求發展的前提條件。
論及蒙古與「新中亞」（New Central Asia）關係，Batbayar（1996: 1）指出：
該區域戰略環境已從穩定轉變為充滿巨大活力的狀態。關鍵問題是，誰將填補當前的地緣
戰略真空，及採取何種手段。儘管俄羅斯正試圖重新確立對該地區的控制，但其他潛在
的地區參與者在新中亞爭奪影響力的可能性已成現實。
蘇聯解體後，Batbayar認為新中亞國家面臨「國家特徵及建設進程」的曖昧階段。具體來說，這些建設過程在過去具有破壞力，突顯出新中亞國家得謹慎面對日益增加的族群衝突、新興民族主義及宗教基本教義派。他在結論談到：蒙古民主化進程能在新中亞國家建設上有所貢獻，如以交通改善貿易、反核武的和平立場，或如聯合國及其他區域組織：透過外交及經濟合作，形構新區域實力（ibid.,
p.6）。值得關注的是，Batbayar在該文使用兩次「真空」（vacuum）詞彙，一是談蘇聯解體後造成中亞區域「地緣政治真空」（geostrategic vacuum），另一是「文化真空」（cultural vacuum）。
本文指出兩種「真空」在蒙古的體現方式：有賴於「第三鄰國」彈性外交策略，依其真空的特殊性，盡可能向國際組織「吸取」（vacuuming）資源﹔同時，重新建制成吉思汗及其「民主文化」襲產（heritage），在「民主」旗幟背後形塑「喀爾喀族中心主義」（Halh-centrism）的新統治階級。兩種「真空」匯流之下，「環境永續」如何變成當今烏蘭巴托（Ulaanbaatar；下文簡稱「烏市」）都市治理的主詞？同時，須思索新中亞國家於近十年消長局勢，是否為蒙古帶來任何可能的競爭壓力或合作潛能？
這些因素都為「烏蘭巴托2020主要計畫與前進2030發展計畫」（下文簡稱「2020主要計畫」）帶來變動影響。縱使蒙古在全球地理劃分不常看作是中亞一部分，然該國在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或跨國金融組織架構下，享有外交及經貿合作策略上具備特殊地理意義的投資條件，如德國政府親暱稱其為「遠處的鄰居」（Erler, 2014﹔Bommersheim
& Fischer, 2014﹔Jiráček, 2019﹔Terpstra & Eleveld, 2019）。跨國企業對中亞五國投資態度有所觀望，原因在於不穩定的基礎建設、分離主義威脅、過度依賴中國資本，及政治形態存有社會主義遺緒等﹔蒙古擁有「民主綠洲」（oasis of democracy）美名，在經濟、安全、區域整合等層面的友善形象，受到期待與矚目，進而擔任「中亞區域經濟合作組織」會員。該組織驅使該區域與歐亞鄰國產生經濟及政治合作，後者意圖提供中亞國家「吸取其他地區的經驗教訓，將其他地方的體制建設進程調整以適應中亞獨特的環境因素」（Madhur, 2018：402-403），以提升「中亞國家和蒙古」（Central Asia and Mongolia）一詞的積極意義。本文在這些考量下，將蒙古及中亞五國並置，使之成為權宜分析方法。
在「全球化與世界城市研究網絡」（GaWC）2000年全球城市評比中，阿拉木圖成為「高度自給自足」（Highly Sufficiency）城市，塔什干與巴庫於2004年進入名單；2012年，阿拉木圖晉身「Beta-」；巴庫提高為「Gamma」；2016年「後起」的烏市與喀布爾進入「自給自足」項目。即便這些城市仍未列名「全球城市」陣容，卻也不再是「缺席的中亞城市」，其開始擁有各項足夠服務，逐漸跳脫過往依賴大量國內市場和區域內部網絡「自成一格」現象（Taylor
& Derudder, 2003: 77-78; GaWC, 2018）。[1]即便上述評比仍缺乏對該區域較為實質、動態的情狀摹寫，它至少顯示一個關鍵問題：吾人不僅應檢視「缺席的中亞城市」正面臨的轉變，也要問什麼是「崛起的中亞」？此現象或許與千禧年後的「全球城市網絡」定義有些不同。
近年中亞城市從「缺席」到「重視」，得考量其所處的地理位置、能源分布、歷史和亞洲經濟體崛起等多重條件的重疊關係。中亞各國首要面對的情勢是，除夾於歐、亞和美國外交及經濟干涉外，還有區域內部供水不均，及能源爭奪等問題。中亞國家勢必透過擬訂區域資源分享協定，建立能源、運輸與貿易的管制框架。各國積極投資基礎建設是重要起始，來適應充滿動態的區域經濟結構（Johannes, 2007）。
2018年10月，我首度造訪烏市，曾住在缺乏基礎建設的棚戶區（ger district）和市區公寓，觀察城郊差距、交通擁擠、跨國資本聚集及從事基礎建設的白人移工。我在本文首問：1990年代蒙古民主化進程引動資本私有制，伴隨失靈的都市規劃，已產生何種危機？第二，因應劇烈氣候變遷，以「生態綠化」為治理口號的蒙古，在國際金融組織協助下，是否強化「地產引導發展」可能帶來的不平等困境？最後，「2020主要計畫」能紓解上述壓力？「生態城市」願景是否為都市治理萬靈丹？
本文基於親身觀察經驗，[2]結合蒙古城市發展政策簡報、學術研究、批判型報導評論等，與主流政策相互對話，描繪當今該國正處三線交叉的「發展」路口：
1. 追求資本、空間權力壟斷和國際地位的「強治理」心態；
2. 改自成吉思汗精神襲產的空間政治行動，有益「生態推土機」正當性；
3. 環境倫理高攀為經濟導向的民族主義，形塑新國家欲望。
此國家欲望在上述兩點基礎上，推展都市規模再造及社會關係再生產，一來助於消弭公眾異議，二來掩蓋行政效能不彰的利器。
本文意圖提出兩項貢獻：首先，近十年蒙古內部形塑經濟民族主義熱潮，運用其維持區域安全、謀求國際資助的外交形象，共同推動折衷式「地產引導發展」策略﹔第二，將城市發展願景，結合該國政治及外交脈絡中，建構一種特殊意義的亞洲都市研究法。
二、文獻回顧
現有描繪烏市發展的文獻，多聚焦當今問題解決方案或技術提升策略。換言之，如何讓蒙古基礎建設朝向未來，是眾多學者關心的主要議題。例如，運用先進科技技術（GIS、SPOT-5或Quickbir等衛星定位系統），協助該國「重整」都市人口尺度和土地劃定，或私人土地佔用問題的時空序列變化（Amarsaikhan et al., 2008﹔Byambadorj et al., 2011﹔Tsutsumida et al., 2015）﹔探究蒙古城市經歷傳統宗教與文化（如游牧及薩滿）、社會主義及全球時代下的空間協商過程，反映在建築物質變革（Diener & Hagen, 2013）﹔有學者結合訪談及數據等基礎，調查居民從棚戶區移入公寓生活的感受差異，繼而探討都市變遷的密度規劃問題（Anderson et al., 2016），及郊區公共衛生設備等改善策略（Uddin et al., 2014）。
本文寫作以當今蒙古塑造歷史與民族主義，結合國際關係理論與生態治理技術為基礎，探討三項因素在城市營建藍圖背後，互相影響下的多重政治動力。此有助「填充」Batbayar兩種「真空」的積極意義，突顯該國上位發展計畫的政治能動性及價值選定。
1990年代初，蒙古從共產政權快速導向私有化社會發展。執政者與民眾紛紛面臨經濟危機。深藏共產體質的蒙古式民主外表，在往後20年內匆促邁入高風險的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轉型過程並不順遂。
中國已成為中亞五國於交通鐵路、礦產與能源運輸管線的積極投資者。2013年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下文簡稱「亞投行」）的成立契機，不單與世界銀行（下文簡稱「世銀」）不再提供基礎設施融資有關，其背後亦與中國崛起及「一帶一路」倡議有所掛勾﹔近年有鑑於中國礦業投資情勢明顯萎縮，蒙古確定了「第三鄰國」外交政策並無錯誤，主動對外開拓各種資金潛力來源，以思索長遠發展策略：如「日本軟體銀行」（「軟銀」）資持蒙古發展太陽能與風能，加上自有的水力發電，有助降低從兩大強鄰進口能源的成本（Khanna, 2019：81-85）。
日本資助蒙古、沙烏地阿拉伯及阿聯建設太陽能發電廠的行為，並不特殊。吾人必須整體考量近年亞洲大規模發展替代能源的趨勢（ibid., p. 143）。此趨勢固然重塑全球知識經濟與國際關係再生產的支配動力，在本文中還顯現「綠色增長」在亞洲城市興起的戰略型投資意涵，攸關於不同國家政治現實與價值選定。
蒙古在冷戰後實施彈性外交、國內就業不均及歷史－民族意識重建基礎上，[3]迫切回應「發展」問題：
通過公私合作的方式為生產清潔能源、倡導綠色出行提供資金支持，同時降
低電力成本和政府補貼，建造高效節能的環保建築，部署智能傳感器和儀表，
並在這些領域創造就業機會。（ibid., p. 144）
過往一些礦、能源優勢的亞洲國家，依賴不可逆的能源投資，導致國內政治及經濟停滯或衰頹，可謂踩著「石油詛咒」的前車之鑑。「綠色增長」不僅在替代能源與永續環境經營皆有可觀之利益潛能，在全球政經版圖中也佔有一定位置。「綠色評比」促長魅力城市競賽。同時，亞洲城市相互借鏡彼此城市規劃或總體經濟規劃，或倣效歐洲建設可持續發展的城市策略。後者運用風力或太陽能等替代能源，不僅降低傳統發電成本，也提升該國於國際社會能見度，促進「友善」商業環境打造。蒙古「生態城市」規劃遂與德國有關（ibid., pp. 157-212）。
（一）
資本與籌碼：「第三鄰國」政策的利益考量
共產制度瓦解後，蒙古及中亞五國外交政策值得比較。土庫曼採「永久中立」以維持獨裁統治（孫國祥，2019：130-152）﹔基於複雜地緣關係考量的哈薩克，「進入體系秩序變動的時代，多方外交成了外交惡夢，……要能夠避免陷入經濟或安全糾紛」（林子立，2019：172-173），強調國際「樞紐位置」能動性，確保石油順暢輸出。吳玉山透過「大國與中小國家互動」（Interactions between Big Powers and Medium-and-small Countries﹔IBM）理論檢視：一來缺乏抗衡能力的中小國家，在兩強間的生存模式﹔二來以美國為主的海洋聯盟，壓迫中、俄的準「大陸聯盟」。上述因素使中亞和東歐區域變成戰略斷層線。夾縫中求生的國家，需要在政治及外交立場有所表態（2019：2-16）。
近十年，一些國際組織倡議「中亞2050」宏偉計畫，[4]意圖讓中亞國家從根本上改革其經濟體制與監管框架，克服貪污法治等「障礙」，逐步重視再生能源開發、智慧城市創建、有效融資、便捷交通網絡等服務型產業建設，以提升競爭力（Aitzhanova et al., 2014）。雖對2007年經歷過度擴張的銀行業與房地產導致的金融危機，或深受2015年全球石油價格下跌、中俄經濟問題負面影響的區域而言，具有想像性和說服力，但今仍抱持社會主義遺緒的中亞國家，政治「障礙」不易改變（Linn, 2018：221-231）。
蒙古民主化與私有制資歷，足讓中亞國家參照。一方面，轉型初期蒙古總體局勢惡化，不單證明原蘇聯經濟互助機制崩解與困難﹔在私有化計畫和貨幣改革方面也帶來新困境，如大量信貸帶來「企業之間信貸分配不合理，財政政策不到位，政府的經常開支就會急劇增加，導致公共部門規模大、效率低」（Khongorzul, 2007）等問題。
另一方面，蒙古與中亞各國從國際社會領悟到：在氣候和政府政策不停改變的全球世界裡，再生能源、農業創新與基礎建設的智慧部署將增長經濟所得、改善就業市場，為不確定的時期保存機會（Pfeiffer & Hepburn, 2018：330-331）。
「中亞2050」宏偉構想與1990年代世銀彙整的蒙古投資建議報告（Hahm, 1993），有相似「願景」。兩計畫皆論及：外國直接投資（FDI）需要安全與永續環境，有賴國內法令鬆綁、人力資源培養及城市基礎建設的重要。今日看來，累積豐富外資經驗的蒙古，在「歐亞新興市場」或「中亞區域經濟合作組織」的理想藍圖中，將是良好示範：讓中亞國家認識來自西方民主國家信任、市場經濟運行邏輯，和世界經濟「一體化」趨勢的諸多優勢與成果。
「第三鄰國」政策是預防中俄強權再次崛起，採取「內外保全」的維繫手段。其接納日、韓等國經貿援助，盼克服從「棕色」走向「綠色」的國家經濟轉型障礙，立下彈性外交、打造投資環境及維持區域穩定等任務（高科，2013：73）。2017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巴特圖勒嘎（Khaltmaagiin
Battulga），力求與中國平起平坐，並與他國保持良好關係（美、日、韓及近年的印度等）。他在該政策基礎上提出「蒙古優先」口號，獲得選民青睞。
蒙古摸索不結盟與「多支點」對外政策的過程，縱使可從共產世界的封閉歷史、軍力薄弱、地理遼闊及邊界管控等面向來觀察，但重要的現實是：意圖借助更多元的國際壓力牽制中俄，防範兩鄰將其納入版圖，更宣示不參與任何一方的結盟及糾紛（高科，2013：62-66）。至此，蒙古不只同意外國（及組織）加盟利益事務，還主動參與區域／國際組織（ibid.,
p. 67），來保障自身安全。
「第三鄰國」取得亮麗成績：透過美國，獲得軍事援助和聯合演練的機會﹔從俄國獲取畜牧業支持﹔經由中方獲得金融貸款、基礎建設、能源開發、海關合作及專業人員交流訓練﹔日本、南韓及歐盟則持續深化開礦與經貿合作（ibid.,
pp. 70-73）。然而，該政府維持國土安全的第一任務之外，把國際投資利益列為現實考量（邱延正，2019：102）。即便蒙古聲稱「不結盟」，我們仍可合理質疑其具有「援助結盟」意圖（Walt,
2007：39）。總之，蒙古如何運用「第三鄰國」及地理位置，將國際資源轉為在地資本，並延伸至都市規劃，才是本文目的。
（二）
「緊湊城市」背後的社會制度因素
「緊湊城市」（Compact City）意圖重整因都市郊區蔓延、市中心繁華漸失、人口密度失衡等問題，將城市空間的土地使用結構，轉換成整齊有序形態。Kiyonobu（2011：3-4）從調整密度、重置居民空間使用、約束市區面積、生活機能綠化與公共運輸建設等角度，探討都市機能維護、提升魅力、文化保存、生態環境及居民自治等優勢。
Jenks et al.（2004）認為「緊湊城市」定義分歧。他們基本同意其為解決都市「不可持續性」的行動及其影響有所啟發，卻對各國實際施行狀況感到保留。「緊湊城市」從理論層面轉化為施政層面是顯要趨勢，尤在西方民主國家，可藉教育、經濟改善和倡議勸說等過程，提升居民生活質量的需求。這種城市環境營造可能依賴於公共資金、或自更多民間投資，「確保阻礙高密度和綜合開發的政策壁壘得到根除，此類環境才具有經濟上的可行性」（ibid., pp. 352-354）。
相較持續探討「緊湊城市」定義的系譜劃分，本文更探問蒙古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質，是否因這些政策有所改善？隨著人口激增導致郊區蔓延，有學者透過訪調，針對烏市建成環境與基礎建設不足等現狀，提出「綠色緊湊城市」應優先改善的事項（Sambuu et al., 2011）﹔Eldev-Ochir et al.（2019）則對2018年起草的都市道路總體規劃，抱持謹慎觀察態度。他們引述Panagakos（2016），表明必須將交通增長與GDP增長思維脫鉤。在政策及制度調整層面上，以減少擁堵和其他負面影響為目標（Eldev-Ochir et al.,
2019：2525），並提醒執行部門在「綠色」為旗幟的種種計畫下，得通盤評估現存社會問題，切忌過度信奉經濟增長的誘因。若不調整舊有制度及思維，「願景」將停留於「城市發展和土地利用規劃失控」，不利具體實施。
接下來，有學者透過統計分析等方法，鮮明勾畫烏市的「中心－邊緣」特徵。該特徵描繪出居民的生活品質，並未跟著都市政策施展同步提高。其根本原因存在於薄弱的勞動力需求、公共服務不足等層面。重要的是，蒙古民主化實施的選舉制度，具有不穩定的政治特質（Cui et al., 2019）。當局重視短期能見的大型營建工程與非永續建設計畫。這些思維仍是主流。
（三）
有條件的「民主」：新自由主義都市理論
新自由主義城市治理，依不同國家權力，介入地理規模改造或易容﹔或為資本、生產、社會聯繫及其控制等諸多面向，帶來劇烈改變。以Smith（2002）的話來說，這些轉變起初現身於大幅變動的空間和地景，進而重組（rescaling）人際關係與階級意識的社會版圖，取代舊有「社區」、「城市」、「區域」、「國家」和「全球」等規模想像。21世紀全球城市競合關係密切，突破原本行政疆域，凌駕現有「國家」規模。彼此之間產生經濟外溢效應、吸納勞動力，憑藉「再城市化」（reurbanization）過程，建立更易管理、人口聚集的大都會區（Clark, 2018: 3）。
Smith認為新自由主義國家及城市，化身為可供商業交易的房地產市場仲介，這種身分實存兩大隱憂：（1）在亞洲或拉丁美洲，「收復失土」（revanchist）式的都市更新，劇烈分化了社會階級；（2）決策者不僅在市中心創造奢華，也在外圍區域帶動、整合新型態的空間模式。總之，都市縉紳化（gentrification）意涵建立於這些思維基礎上，是當今發展中國家城市治理策略的常見一環。
冷戰後的蒙古亦面臨強勢的新自由主義導引。如Scott（2017：167）所言，國家間「孔隙」增強，中央權力下放地方，持續供給資本主義力量擴張地理版圖的欲望。國家政權轉向「超國家」權力中心，其錯綜複雜、相互交織的管制結構，屢與正式政府組織、諸種公民團體或混合的公共－私人機構發生衝突。[5]這使Scott更為關注「群聚效應」：資本主義的生產動力，在盈餘考量下，是如何建構符合其利益的「社會再生產」架構？這種空間集聚方式意味著什麼（ibid., p. 3）？他的提醒是：在新自由主義政策環境主導下的城市－區域，都市規劃政策抉擇，取決於競爭潛力、利益績效及減少風險考量，或因這些條件出現失衡危機時，城市能儲備盡速恢復的能力與意識。以「新制度」提升國內競爭優勢的魅力，恐將集體消費的基礎建設或社會福利議題推到背後（ibid., p. 172）。
（四）「潔淨」權：綠色治理論述
1960年代中期，城市設計師與景觀規劃者加入生態保存陣營，為全球環境惡化提出改革方案。跨規模的生態運動不僅透過規劃設計、社會抗爭、政黨籌組到國際倡議等，融入不同的實踐範疇。
McHarg（1969）呼籲運用疊圖技術與整建生態資料庫，規劃「朝向未來」的土地使用模式。他指明任何場所是歷史、物質與環境作用下的動態總和，且構成社會價值。從都市規劃史角度言，再次倡導環境意識、經濟、工程、政策與都市形成有著必要關係的Hough（1998），及思索「永續社區」、「區域城市」的Calthorpe等（1986,
2001,
2010），無疑是他的後繼者。
今日「潔淨」之城，必彰顯權力。「潔淨」的新定義，與「綠色城市」意識逐漸發達產生連結。全球製造業版圖遷移，迫使舊工業城市得自行尋找新經濟基礎。舊有土地用途轉變成創新、清潔、閒暇的後工業化意象，實與強而有力的金融機構、或主事者盼消弭負面的工業化襲產不無關聯。這些行動者亟欲使用「更新」、「復興」等詞，重建可行銷或競爭的都市品牌（Short, 2015：478-479）。
欲理解烏市致力填充的綠色修辭，何以摻入「奔馬」般的治理技術，則須爬梳深層的大眾心理學內涵。上世紀後期的歐美國家，將環境運動視為重大議程，屢現於國際組織倡議、政黨候選政見和資金協助方案等，就連身兼汙染者的企業團體或具前景的市場亦然。在Castells眼中，這種邁入主流政治的「綠」，可能透過機制化、企業化和對執政追求權力的選票計算，成為操作自我形象的綠化策略（2002: 129-152）。亞洲城市脈絡中，「綠化」更是逆轉住宅區域（地租）的利器，不僅大幅提升周遭環境品質、住宅社區升級和集體消費條件，「卻也伴隨著抹除、替換和選擇性整編既有生活紋理的效果」（王志弘、李涵茹，2015：61），化身成吸納與排除的雙重政治機制；此外黃孫權認為對綠色生態的政治理解，比起綠色道德或科學教條重要（2012:
28）：
綠色修辭是種具有強大說服力的空間表徵，不全然是反應式的市民呼聲，它
支配了……日常生活感覺結構之作用，而對綠色賦予都市改造的功能一種想
像性目標，想像足以彌補匱乏。（ibid., p. 66）
以上學者不僅簡言切入發展中國家重塑「自然」的政治意圖，突顯綠色修辭施展於都市象徵的形塑功能。本文認為，無論是蒙古自然環境的消失（如採礦造成的汙染或沙漠化等）、抑或政府對「人為自然」的認知偏差等，「環境險峻」一詞在該國政治脈絡上，有多重語境。本文認同應賦予「生態」更為政治傾向的理解，也同意重新認識蒙古日常生活中的感覺結構。後者是構成烏市發展「城市願景」不可遺忘之要素。
倘若吾人同意「都市企業主義」（urban entrepreneurialism）是國家權力、各種公民組織及私人利益團體等，所「形成推動或管理某種形式之都市/區域發展聯盟」（Harvey, 2010: 586），那麼更不得忽視Harvey之於「居住分異」及「壟斷地租」的若干提醒（2010:
574-598; 2017:116-122）。因為在後文探討蒙古都市生態縉紳化歷程之前，得提示「發展聯盟」（或「成長機器」）扮演相當程度的決策關鍵：其運行著循環且具積累資本最大利益的生產價值，協調出精確的投資過程、地點與時間，促進都市和區域競爭優勢（Harvey, 2010: 588）。
資本主義都市重視價值系統、政治意識、消費能力及生活體驗之間的整合關係。藉由金融與政府科層的等級部署，協調「國家需求」和房地產市場（及次級住房市場）的等級關係，求取最有利的管理績效，持續加強消費階層與勞工關係的再生產機制，即便它阻隔了流動機會（Harvey, 2017: 118-120）。
市場機制至上的社會權力，限縮人們居住範圍選擇。此過程有兩種指導意味濃厚的商業投機行為，主動示範「郊區化」現象應如何發生：一來主張維護「全民健康生活」，實提升部分利益者特權，以加值或壟斷地租方式，排除勞動階級居住權，確保某些受益者的「產品」保障及需求；二來，資本主義社會培養出有文化程度和與特定工作類型的白領階級。透過灌輸其競爭及占有式的個人意識情況下，使其「浮現」有利於消費「郊區」生活的潛能（ibid., pp. 120-121）。
至於地租壟斷及其競爭，Harvey提點兩種時常交錯的情況：首先是控制具有特殊性質的資源、商品和區位，在某些情勢得以從資源使用者中抽取地租。主事者應考量區位、中心位置和某些高度集中活動（如金融中心）的鄰比特質，讓這種資源交易模式，轉變為更重視商品的附加服務；其二在直接交易情況下，藉囤積土地或其他資源，不投入使用，而是覬覦未來價值、創造「稀有」（2010:
575）。
[1] 中亞區域首都「全球網絡連結力」（GNCs）評估中，烏市屬於落後城市，僅高於喀布爾。最高數據者依序為：阿拉木圖（哈薩克；0.173）、巴庫（亞塞拜然；0.112）、塔什干（烏茲別克；0.099）、葉里溫（亞美尼亞；0.036）、第比利希（喬治亞；0.033）、烏蘭巴托（蒙古；0.021）和喀布爾（阿富汗；0.005）。
[2] 在此感謝Oyunbileg Dagvadorj一家人和朱筱琪在郊區生活的諸多協助。
[3] 800年前成吉思汗《大札薩》（Great Yasa），立法保護草原、狩獵、馬匹與環境維護等。
[4] 亞行、歐亞新興市場論壇等。
[5] 這些衝突常見於外資礦商與居民生活權益爭議。蒙古政府頒發外資礦業開發許可，約占國土的40%。有些人為圖近利轉賣許可權，導致更多外資進入蒙古。2005年俄國Atlan Dornod礦業公司與中央省奧格木爾(Ogoomor)村居民發生對立，該地方法院判決擁有土地開採權的外國公司獲勝，同意礦區地上的原居民妨礙開採權，應搬離該地。事後，此案件引發更多民眾的強烈不滿。同年蒙古民眾發起「將Oyu Tolgoi的半數還給蒙古人民」示威活動，不僅將矛頭指向豪奪土地的外資、國內政策與法令的無效性，更控訴政府因維護自身利益，願乖順馴服於外資，犧牲國民的居住權（于琍雯，2007：35-38）。
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