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6
假綠化：一則政治漫畫
圖片來源：Unknown（2016/4/19｀The ASEM Drama Directed by State Officials＇,
The UB Post.（https://theubposts.com/the-asem-drama-directed-by-state-officials/）
取用日期：2019/1/9。
七、紓解之道？
1998年，儘管蒙古「媒體法」（media law）解禁，各種出版、報紙、廣播與其他傳媒開始蓬勃發展，然部分市民及知識分子對此有所保留。他們一來擔憂政黨、財團收編傾向影響閱聽認知（Media Ownership Monitoring
Mongolia, 2016/12/17）﹔二來媒體因提升相關稅制，牽制有監督能力的輿論發展。
本節寫作材料，以《烏蘭巴托郵報》（The UB Post）政論報導為主（表1）。筆者搜尋「生態」、「綠化」與「縉紳化」英文關鍵字取得。與之相關的文量共148篇，其中提出批判觀點的文章／政論僅六篇，皆發表於2016年4月至2017年7月（亦有不署名的文章）。這類文章的稀少，相當程度反映2017年大選前後的高漲經濟民族主義風氣。當局為減少公民監督與保持政治利益順暢，實施嚴苛的媒體審查環境（Edwards, 2017/4/27）。
表1 《烏蘭巴托郵報》：「生態」、「綠化」、「縉紳化」報導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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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發表時間 |
批判型政論/ 總文量 |
主要內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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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 2016/3/31-2019/12/10 |
1/43 |
1.
反兒童暴力的遊戲場設計 2.
生態旅遊 3.
議會政令報告 4.
國際投資報導 5.
「有機蒙古」 6.
產業投資現況 7.
生態教育改革 8.
生態環境願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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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ing 2016/3/25-2019/12/17 |
4/104 |
1.
國際投資會議 2.
郊區改造願景 3.
亞洲開發銀行 4.
國際策略夥伴 5.
議會政令報告 6.
技術專家專訪 7.
生態基礎建設 8.
生態環境營造 9.
政治評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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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trification 2016/4/27 |
1/1 |
1.
政治評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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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6/ 1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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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The UB
Post（https://theubposts.com/）
作者製表/最後取用日期：2020年3月19日。
其中三篇評論了企業、法令與政治利益輸送的曖昧關係，衍伸「公民監督責任」不足：一篇關於空汙情況未減，造成嬰孩死亡率升高。該國留學生質疑烏市郊區基礎建設不足，牧民普遍仍用煤礦生活，恐與特定銀行、爐具、配電管線分配不均有關（Bayarsaikhan & Oyungerel, 2017/11/22）﹔一篇反映蒙古礦業部門與國際企業合作，但國內缺乏足夠專業人才，遑論正確決策能力（Unknown, 2017/7/18）？還有一篇抨擊礦業執證公司破壞水源，危害當地民生和牧草安全，地方政府和法令卻無法就事問責（Bayarsaikhan, 2017/11/9）。
上述報導指出治理與法規的「灰色地帶」。無獨有偶，世銀也評價蒙古儘管於經濟改善和公共投資比例持續增長，實際狀況卻「效率低落」。世銀研究顯示：蒙古缺乏完善考慮政策和施工項目的永續品管，貿然大量投資「偏離國家優先工程」項目。加上缺乏檢驗和評估施工項目的明確指導，導致工程常有疏忽、期程延誤、超支成本、維護不足與資產劣化等問題（Baatarkhuu & Sanchez-Bender,
2018/11/6）。
蒙古政府認定「綠化」和「永續」定義，與市民理解部份有何偏差？造成因素為何？本文已從外交政策及經濟民族主義角度切入，繼續透過兩則案例，探討「烏蘭巴托式永續」與世銀評價的關聯：
（1）烏市「家庭聯合醫院」（United Family
Intermed Hospital）於2014年9月開業，由法國Archetype Group公司營建。該公司兼掌管保時捷跑車中心開發工程。為打造符合「歐洲規格」的現代私人醫院，市府耗資10億元蒙幣（約38萬元美金），讓供應90個床位的院區，坐落蘇聯折衷主義建築群中，展現新興中產階級的「進步美學」。Butt批評：這種建築可能持續複製於未來建設上，都市地景恐將斷裂。更重要的，與郊區不易得到基本醫療資源的70%貧窮人口相比，後者命運又該如何（2016/4/27）？
當人們談論經濟危機時，他們應明白每個攤位和售貨亭背後都有很多人
努力謀生。許多街道將修復，大量資金用來綠化，但樹木和植物會給
外國代表留下深刻印象嗎？與其將數十億美元浪費在城市改造上，不如蓋
一所新的婦幼醫院，對蒙古的未來會更好。（2016/4/19）
蒙古政府與法國建商合作的私人醫院，不惜以高額社會成本造福少數中產階級，更優惠在「跑車中心開發案」上。市府對於郊區牧民經濟和基本醫療資源取得等問題，持續漠視。就此，民眾不滿以「立足國際」至上卻又「好大喜功」的政府態度，不單挪用重資修整市容，更以「綠化」手段驅逐市民，另有所謀。市區公寓滯銷恐怕是核心問題。政評家Jargalsaikhan指出：當建築公司同時兼營房地產，早已無法估算實際價值，甚至滿足市場需求﹔道路設施、排水系統、民生與教育設備缺乏，是造成滯銷的另一因素。自從民主黨政府宣佈低息抵押貸款計畫，先向成千上萬家庭，以每年8%利率推銷「缺乏良善規劃」的公寓產品。前者用繼續供應數千億美元貸款，支持國內建材製造業（2016/5/2）：
花了大量時間希望政府能幫助他們賣掉自己建造的空置公寓後，現在被
困在銀行角落裡。事實上，一到兩年內，銀行將別無選擇，只能以低於當
前市場價值40%的價格出售貸款建造的房屋。政府實施的5%住房抵押貸款
計畫正在增加債務，從長遠來看是不可持續的。（ibid.）
人們期望政商合營提供公共利益。然如Fainsten（2008）所言：實施大型營建計畫對公共及私人都有風險。他們仍以盈利為優先，不鼓勵創造都市性格（urbanity）。政府向民眾承諾公共利益，意味同時重視營利環境與城市競爭力的營造﹔Demberel訪談都市營建領域專家及行政官僚後，彙整該市發展困境。其研究指出蒙古都市政策專家與官僚，即便缺乏都市更新的專業經驗，但大致同意該議題的重要：訪談者認知現有空間監管法令無法適應未來城市發展模式，有必要連結不同層級的政府部門共同努力。財政是另一問題。都市重建資金政策的立法目的，是確保行政機構找到有效財政方法，以供應最大生產力。然而許多國際組織倡議的創新性、永續價值、乃至居民可負擔能力或環境影響力等，這些要素恐造成建設計畫利潤偏低。至此，建商與專家幕僚觀點難達一致（2010: 80-82）。
近年「歷史事件」，為本文搭建出蒙古推行「草莽」、「投機」，又帶有「自我膨脹」的綠化政治，其背後與Jargalsaikhan提及的地產滯銷因素有關。
蒙古曾歷經共產時期的寡頭政治。這段歷史教訓，限縮當今總統左右政策的實權。為防總統取得更多介入權，有賴內閣（府）與國會黨團（會）權力的分配。「府會關係」如何互相搭配、協作，來維持國內政權的穩定？民主制度帶來喪失權力的「高層恐懼」心態：當不得不面對總統、總理、多元政黨國會體系的互動與張力時（王維芳，2009：64-65），實是畏懼政權移轉、左右共治模式、府會關係等變動，這才是政府的核心關注。
不穩定的民主政治與「綠色城市」發展有直接關聯。為維持政權及城市稅基的穩定，「綠色需求」理想特質常淪為政治抉擇手段，思考連任比各種政策的技術成本和收益更為優先。Kahn補充：
這些問題對環境監管沒什麼幫助。由於存在搭便車的問題，關注環保問題的
候選人難從居民那裡收集大量政治捐款，相反，電廠、化工廠和其他企業
卻非常願意給反對監管的候選人提供資助，因為監管會降低他們的利益。
（2007：79）
綠色治理為政府帶來稅收、監管與區域規劃實權。當權者是否願意投入環境保護工作，取決於激勵程度及其能掌握多少資源而定（ibid., pp. 82-83）。開發中國家如何選定特定區域實現綠化，則與當地提供多少對政權有益條件有關，「哪些地方發生哪些活動的訊息非常少，對城市情況缺乏可靠和有效認識」（ibid., p. 97）。有報導指出：蒙古政府擬定與執行政策時，主要考量的是政商融資效益影響，並非如何促成公民參與、收集意見。企業相對提供有效的「意見」和「實際價值」。當私有企業提供政治家獻金資助，後者通常會在開發契約或礦產許可上給予回饋（Denyer, 2018/6/26）。
政商合作以維持政權，是不少國家常態。蒙古脈絡中，須加入貪汙政治傳統與畏懼外資斷援等問題，這兩者支持「高層恐懼」的治理結構：
（一）集體貪汙的社會風氣
蒙古「買官」風氣濃厚。人民的不滿，反映於2017年大選的12萬張廢票上，這也撼動國際組織（如世銀）對該國的若干評價。從基層教師和醫療人員開始，乃至各機構公僕（如銀行、海關和移民署等）的賄賂行為，都源自低薪問題（White, 2010﹔Quah,
2013）。即便蒙古政府2004年起逐步調升薪資比例，仍無法根除這種官僚作風。Quah指出貪汙習慣恐源自傳統游牧社會「互惠」（reciprocity）或「以物易物」（以維持人際樞紐）的不良移植﹔今日更與無效的反貪污懲戒機制，及政治意志匱乏有關（2013: 415-424）。Jargalsaikhan控訴：當兩黨拼命砸錢、競爭「政黨大樓」樣貌和高度外，「難道沒看見蒙古子民根本不需黃金宮殿，而是需要醫院、小學和幼兒園」（2014: 81）
（二）外資不穩
外資於2011年起開始撤離，與上述貪汙風氣、法令紊亂，加上中國礦產需求降低、期貨價格大跌等因素影響。2016年蒙古政府未經投入永續建設項目的外資同意，逕自轉移到國內基礎設施和貸款抵押﹔該年6月國會大選前夕，政府將俄國礦產股份轉賣給蒙古商貿銀行（Trade and Development Bank of Mongolia）。這些不誠信的舉措，撼動外資信任基礎（Dierkes,
2016 Dec 31）。
Jargalsaikhan提醒：過度依賴礦業的單一經濟，恐沾染「荷蘭病」（2014: 23-25）。礦業無法為全民帶來就業機會，而政府僅考量自身利益，不把農牧產品改良和行銷視作優先投資（2014: 135）。令人反感的是，蒙古始終存在著喪失威信的官僚與法律，將原本應全額投入貿易或基礎建設的外資，一半分配到礦商手中﹔甚至將「習慣取得」的國際援助，轉移到「不智慧」的政府費用上，最終無法償還債務，低頭向財團請求豁免。對他言，城市發展藍圖充其量是「過寵國家」（spoiled
country）的任性作為罷了（ibid., pp. 31-33）。
八、結論
本文重省「民主蒙古」至今仍存的社會主義歷史債務，予以新脈絡，進而指出該國未來城市發展的挑戰。
中亞城市日益受到重視，但吾人不得輕忽其可能導向的不義危機。如Smith所述，新自由主義式的城市治理，在開發中國家帶有「收復失土」情緒。由上而下「正當發展」舉措，摻入暴力特態；Castells和Harvey等人已論及國家力量介入其中的模式：以動人「勸善」修辭，包裝縝密計算後的政治投資、跨國資本和地產升值的熱情追求。
不透明的空間決策過程，是許多亞洲城市崛起的鮮明特徵（Newman
& Thornley, 2005: 315-323）：上有國家力主導「經濟增長」的說詞營造，下到有限的「公眾參與」，以滿足「公民監督」的最低限度。
營建計畫「藍圖」，透過美好自然環境、文化節慶和建築遺產等，反覆雕琢出具有光輝的「競爭感」，讓城市變得魅力無比、有利於出售或投資。這項「藍圖」實展現國家主導的企業力量，「使城市規劃看起來像經濟戰略的空間表現，與一種確保在城市中適用的基礎設施和服務的工具」（ibid., pp. 323）。為避免困擾投資意願，政府得先將環境惡化、交通壅塞和非正式地景予以抹除。
國族意識整合不曾脫離民主發展，前者往往是優先條件。此應證Lijphart的精闢見解：「一個多元社會無法維繫一個民主政府」（2011：21-23）。當蒙古追求「同質化」的政治發展脈絡時，「維繫」與「民主」等詞成了新爭議：當政府無力驅除源於自身歷史的體質缺陷，民主、城市、發展與正義何以平衡？恐怕是編織另一段政治神話的開始。
最後，該國資訊不透明情況下，現有政評與文獻難見烏市政府與地產集團的互動模式，這是本文侷限。即便Nyambat（2007）的研究是出於提供政府、商業組織投資轉型參照，他已為市中心及郊區做出清楚的地價分析排序，值得後續研究者將更多「城市願景」和上位計劃進一步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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