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刊載於賴品潔等編（2020）《亞洲文化環流調查計畫（一）：東南亞文化活動在台灣（2010-2020）》，新北市：國際劇評人協會台灣分會，pp.68-73。
When a Female Court Dancer Meets the Indonesian
Migrant Worker’s Performance Art in Taiwan
On Anastasia
Melati and Her Academic Contribution
Introduced By
Laurent, LIN Chen-Wei (2020)
畢業於日惹印尼藝術大學舞蹈系、擁有Sanata Dharma University宗教文化碩士學位的Anastasia Melati Listyorini，目前是台北藝術大學舞蹈博士候選人。1994年起，她開始擔任日惹Paku Alaman 宮廷舞者，積極以舞評家、研究者等身分，參與展演、教學、論壇與藝術活動。
Melati來台進修後，開始對在台印尼移工的表演藝術生產模式，萌生研究興趣。2020年10月底，她正在書寫〈跳舞回家：在台印尼女移工的表演藝術〉（“Menari ke Rumah: Seni Pertunjukan Wanita Pekerja Migran
Indonesia di Taiwan”）。我和賴品潔很榮幸擔綱Melati的第一讀者，在10月21日和她會面、並參與其研究討論。即便〈跳舞回家〉尚未完成，Melati已在摘要及前言清楚表達心聲與關注。在此，我認為值得一提。
Melati透過立場優勢，實際參與女移工的練舞場域。這並非解秘，而是透過公、私領域並行的民族誌寫作，協助她更能親近移工新創的舞蹈藝術，盤旋與所處的社群之間，濃縮到一定的內部共識，或我們稱之為「關係」的生產。Melati的問題意識圍繞於：民族的、儀式化的印尼傳統舞蹈，來到台灣後，是如何變成境外移居者的舞蹈藝術（diasporic dance）？換言之，隨著移民工的多元背景、在台移民服務企業、在台印尼節慶等多重正式與非正式制度生產下，這般動態過程，是如何成為來自移工社群所孕育出的「新－傳統舞蹈」類型？
這篇文章在舞蹈人類學範疇之中，且具高度的社會價值：它是促成多方理解的橋梁，幫助台灣人反思移工的社群維繫效應，又何以包含認同確認、歸屬感、身心撫慰及治癒潛力。
本書收錄Melati（2019）〈在台北車站定位爪哇文化：印尼移工及其舞蹈〉全文。這篇文章，不僅反映了一位來自印尼的舞蹈學者，所嘗試的反身性民族誌寫作（reflexive ethnography），且充分顯現自身立場、哲思與研究方法﹔當她述及自己的研究，鮮明受到台灣本地的女性研究者影響。在我、賴品潔與Melati訪談過程中，她對藍佩嘉（2006）《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表達高度推崇，而後者援引的美國社會學家Ervin Goffman（1959），也出現在參考文獻上。
Melati的專論中，明確指出其核心文眼：「轉譯」。在此，「轉譯」特別指涉原屬區域之外的文化表演。表演方法不僅括含群體溝通、審美價值、科技網絡技術運用，尤為重要的一點，即認知轉折與自主學習。首先，當移民工的身體來到台灣後，才學習「舞蹈」﹔而後因長期居住，始而培養歸屬與認同，再將創造力轉化為溝通與表達。Melati闡述了移工所創造藝術風格、審美品味與交流價值。相較於台灣各地常見的移民工表演，及其可能帶有的刻板印象，這篇文章的積極意義，在於描述移工自我表達的動力與培養之路。
此外，Melati真誠表達了其斷裂的知識論。就她的成長、知識養成、習得的舞蹈技藝與爪哇文化認知體系，是無法應用於「認識」移工的表演文化。移工表演想像中的「文化」，某種程度又透過YouTube（對比於宮廷舞蹈的直系傳承）來操演、揣摩、協調，產生一個共議下的成果，使得「這些背景與我在台北車站所看到的印尼移工表演的舞蹈，沒有任何關係」。Melati的「正規」、「傳統舞蹈」背景養成，一時無法面對由網際網路所介入的「傳統舞蹈」。無論是舞者身體、藝術認知，甚至是「異國」空間表演，迫使她在文中數次記下「奇異」（strange）一詞，表述自己的親身感受。這促使她轉而採用「參與式觀察」，試圖一探究竟：
我正積極參加一個舞蹈團，做些觀察。當我參與到這個過程中，瞭解到這些工人來台之前從未跳過舞。他們表演在自己的祖國從未見過的舞蹈。他們透過YouTube瞭解舞蹈，也模仿YouTube上的動作來學習如何跳舞。
二、再次定義「次文化」（subculture）
Melati敘述30萬名在台印尼移工的勞動處境。她認為移工雖在台灣生活多年，卻似乎不曾適應本地文化。「在台灣，印尼移工往往不被大眾所知，但他們發展出自己的文化，或更確切地說，一種次文化」。這篇專文傳達出：印尼移工的生活與文化既是隱藏、又是顯而易見的。在這縫隙之中，移工又透過周末相聚，展演了一種未曾出現在家鄉的表演內容。移工根據自己的審美需求，重新編排舞蹈、創作音樂、調整服裝，「他們沒有遵循在印尼表演類似舞蹈的標準。他們創造自己的次文化」。
具有文化研究敏感度的Melati，重新定義這種「次文化」，並非如歐美學術語境下的「離經叛道」原意﹔相反，她所界定的移工舞蹈，其實是霸權文化之外所發展而出的文化表現模式，甚至是「國家政治」主導文化之外的替代選擇，有著可轉譯、可溝通、有機、嫁接或拼裝出某種「歸屬自己或特定群體的品味」。
就此，要揭示印尼移工在台灣的文化生活，有必要提出互為關聯、極具動態的生產關係。Melati係以舞蹈研究角度考察移工文化。而她提出的問題是：移工如何透過舞蹈藝術來表現自己？如何跳舞？在哪練舞？什麼因素的介入，影響了移工的跳舞方法？與台灣人有何互動？在異國，透過舞蹈的社群感如何產生或連繫？最後，移工又如何看待自身母國文化，且在自創的「傳統舞蹈」中，體現出自我認同與歸屬？
三、跳舞回家：異域裡的國家感
為回應上述問題，Melati參與了Uters（Universitas
Terbuka﹔空中大學），且訪問了成立舞團的幾位核心人物。
UT是由印尼政府贊助、在台灣提供高等教育的計畫（大學水準）。透過網路授課，讓移工提升自我，取得大學文憑的機會。Uters曾是開放大學學生發起的舞團。Melati以一定篇幅敘述Uters的今昔情況，包括其中一名發起者變成虔誠穆斯林，不再露出受到宗教忌諱的舞動身體。她藉由這些故事，敘述了女移工舞者，必要面臨身體與信仰之間的衝突與磨合：
在舞台表演舞蹈時，必須與自己的宗教進行協商。有時，根據成員之間的討
論，不得不脫下「宗教」或「伊斯蘭」服裝。……這是一種與自己的談判。
內在信仰價值、跨地的族群連結、有限度的時空、無遠弗屆的科技軟體運用，為「傳統舞蹈」的習得，產生新的認知視域。Melati記錄了Uters所學的九種民間舞蹈，加上巴里島的三種。這些舞蹈種類並非一成不變，它們還得根據團員喜好或限制，進行篩選。透過網路，讓這群在故鄉從未看過舞蹈的人們，以有限時間或是網路聯繫等方式，聚在一起。此時，網路管理制度、舞型分享、自主訓練變得自律﹔移工透過可會面的時間，彼此指正、研究，同時帶入食物、歡笑，讓練舞變成異地求存的舒緩藥方：
他們的語言，笑話，食物，如同置身於自己家中，或在祖國印尼。在他們
痛苦離開舒適的家庭之後，傳統民間舞蹈就像一帖止痛藥。這是他們在台灣
生活難得享受的滿足時刻。
Uters之間的紐帶和團結相當緊密。他們必須充分運用練習和會面時間，因為很快得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而Uters在各種採訪表明跳舞的原因是「單純」的：即在一片陌生土地上，展演自己的身分。如同台灣的眾多移工，Uters創始成員，也曾受過多重歧視。然他們因留台時間久了，才開始有勇氣向台灣人介紹自我身分的過程。這種身分的展演既充滿印尼想像，又富有自豪感。
舞蹈和其他藝術表現形式，可做為與台灣文化，建立起相互對話的「中介」。有趣的是，參與舞蹈創作的移工，是在遠離家鄉的地方，建構出自身的印尼特質。他們透過舞蹈展現，想像著與台灣或印尼同胞團結一致，進入一種具有情感依附、社群互助營造，甚至萌生出團結的國家感。
四、反身與融入
在反思印尼移工舞蹈表演和練習的同時，我也回顧了自己身為專業宮廷舞者
的種種經歷。我被教導著，透過我的舞蹈，來體現爪哇文化的價值。而這些
移工和我一樣。他們讓自己發明和表演的東西變得具體。他們在舞蹈中發
現了民族主義。像我一樣，理想認為舞蹈應該是讓人們團結在一塊，這些外
籍移工正試圖把印尼帶入台灣社會。他們將自己的爪哇根源放進台灣。
Melati這席話，是我最喜愛、最有感的部分。女性主義式的客觀科學，推崇有限所在、處境知識，甚至鼓勵檢視權力來源，保持多重主體與視線，檢視一切社會制約的權力關係。就此，移工及女性的身體與舞蹈更存在著限制。這篇文章中，Melati帶出開放的對話可能，型塑了網狀連結、女性立場的知識改造，乃至認識移工表演方式的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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