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評史的痕跡(3):拉斐爾與杜勒的框外與靈見



 

文∕林正尉
 
 
杜勒《母親肖像》
 
 
拉斐爾《亞歷山大的聖凱瑟琳

 

 

   我祈禱我們能來到這遠遠高於光之上的黑暗!我希望我們能沒有

   視力和知識,以便在不看不知之中,觀看和認知那超出一切和知

   識之上者。這才是真正的看和知:用超越的方式,即透過否定萬

   物,來讚頌那超越的太一。

 

──(托名)狄奧尼修斯,神祕主義神學家

 

 

  無庸置疑,「文藝復興」一詞在歐洲南北呈現巨大差異:在義大利,新的人文主義出現,也與城市空間興起、貨幣交流乃至階級得以翻轉有關;而中世紀精神在北方歐洲農村依舊持續其旺盛的生命。

 

  閱讀中世紀以降的美術作品,無可避免要回應創作者如何將宗教情懷展現給當時受眾,不過,許多鍾愛於形式主義的藝術史學家卻忘了這麼做。本文要談的是16世紀初期杜勒(Albrecht Dürer)《母親肖像》(1514)和拉斐爾的《亞歷山大的聖凱瑟琳》(1507-1508),即便兩人分屬歐洲北、南地理區域,但這兩幅畫作的「目光」所反映的宗教精神狀態,仍值我們探究。

 

  中世紀的基督教神祕主義者追尋觀照兩種力量──飛升與下降,此雙向力的原則在於:扔掉一切心智可理解之知識,放棄感知到的和理解到的東西,也丟掉一切存在物與非存在物,將理解力放在一邊,並盡一切力量努力向上。仍掉一切並從一切中解放出來,人們將被提昇到一切存在物之上的神聖幽暗者的光芒中。

 

  至此,神祕主義者認為:當人們飛升愈高,詞語愈侷限於人們經驗世界中所能形成的觀念,所以當人們進入到超出理智的黑暗之中,他將會發現自己不僅詞語不夠用,且實際上是無言與不知;而另一種力量是向低下的範疇運動,在下降的跑道上包容越來越多的、隨著下降而慢慢增加的「觀念」。上昇到至高處,語言力不從心,且將完全沉默,因為「祂」將超出肯定與否定,最終與那不可名狀者合而為一。

 

  不過,神祕主義仍是少數人的行動,尤其是思想家與說教者。他們意在透過祈禱和冥想中直接接近神,而非借助教會,這是第一種;另一種是符合廣泛民眾階層的冥想狀態,他們在恍惚心態下,記錄顯現於自己眼前的超自然現象,瑞典的聖布里吉特(St. Brigitta)的《啟示錄》即為如此。

 

  《亞歷山大的聖凱瑟琳》接近上述的頭一種型態。拉斐爾取消了凱瑟琳被列為聖徒的諸種常見符號──包括書、劍、棕梠葉等器物,只限於將她塑造成一位看見異象的聖徒,身陷智性觀照的狀態。若按照新柏拉圖主義神學家的理念,拉斐爾無疑將凱瑟琳身體外部的行動減少,以便呈現內心的豐沛活動,以達靈魂靜心冥想。

 

  凱瑟琳的視線連結空中聖光,而畫右側的車輪使她得已依靠,不僅平穩畫中構圖,也反映了同時存在的超自然世界與凡人世界。藝術史學家丹尼爾.阿拉斯(Daniel Arasse)曾分析道:「聖凱瑟琳眼望高處,視線落於圖像之外;其目光因而預設某種超越於圖像的存在,某種在繪畫空間中並不顯形的存在。」這點我們可對比於北方的杜勒所繪製的《母親肖像》,其透露著臨終前的母親如何以篤定的神情凝視框外的神祕世界。

 

  苦難的塵世生活僅是通往幸福彼岸的暫時階段,是中世紀晚期德意志農村普遍的信仰觀。受壓迫的普遍人民認知到,唯有遵循墨守成規、節儉、謙卑性格,都是為了來世的預備,關於這點,杜勒母親芭芭拉(Barbara Dürer)也不意外。

1514年,杜勒在母親臨終前在日記上寫著:

 

 

   她接連患上黑死病和其他各種重病怪症且遭受了極端的貧困與

   恐懼身處嚴峻逆境受人挖苦嘲弄和蔑視但是她從不心懷惡

   意……她在病床上拖了很久,但又說不怕見上帝她在痛苦中離開

   人世我想她是看到了某些恐怖的幻象因為她雖然久久地沉默無

   語但仍想要一杯聖水之後她很快闔上眼我還看到了死神兩

   次猛擊她的心臟親眼目睹她閉上眼睛和嘴痛苦地離開人世

   不停地祈禱我為她悲痛萬分以致無法表達這種心……

 

  

  杜勒筆下的母親深受生活艱辛與病魔折磨,早已憔悴不堪,但她仍抱持信仰的敬畏與默從。就從上述日記看來,《母親肖像》視線亦連結了幾個世界:一是幻象後的默語,眼神筆直地迎接死亡,另一則是介於杜勒的在場性之間。不過這又相當曖昧:畫中,他既在場(得以描繪母親面容),但又不在場(圖框外是誰的視線?),而畫家同時見證了死神的召喚,且物質地目睹母親靈魂漸漸離開。  

 

  我們要問的是,面對中世紀晚期以降的繪畫作品,僅倚賴圖像學(Iconology)或已既定的分析方法是足夠的嗎?的確,面對該時期繪畫的「框外世界」,除落入神學體系、冥契論、收藏者的品味與創作者面對新舊教紛爭等問題外,還需注意雙向力的構造問題。

 

  無論是拉斐爾筆下的聖徒和杜勒的凡人母親,我們都可感知到,精神昇華的過程裡,人是從某種「深淵」向天國高升的。此種深淵固然來自卑微且脆弱的人體和其他物質的存在,必須借助靈魂的協助。物質性的形象成為重要的指示:象徵物質世界與奇蹟發生的車輪(典故來自羅馬皇帝處死凱瑟琳不成的輪刑),和母親乾癟無奇的膚骨,都意味著通往高升的靈魂的視覺介面。

 


  更重要的是,在亞歷山大的聖凱瑟琳》的聖光之外,拉斐爾並未將光源「畫盡」。原因在於,他認知光之後的世界,是超出萬物者的幽暗,是一般人與上帝之間的障礙所造成。換句話說,這半點聖光跡象,亦指向「超越一切」的指示。

 

  聖光自身顯現其不可轉述的特質,它背後是超越亮光的幽暗,而當它成了指引至聖所在的幽暗時,終也化為供世俗觀畫者識讀其境的「物質」。


本文刊載於《Artplus》第52期,201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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