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評史的痕跡（4）：16-18世紀動物眼中的西洋藝術史
林正尉
1798年7月27日，巴黎街上正發生著歷史罕見的大事。法國凱旋遊行隊伍中，大量的義大利藝術品與珍奇動物浩浩蕩蕩地遊走在巴黎市街上。儘管這場動物、帝國軍隊與珍奇藝術品並置的狂歡節看似偶然發生，但對動物而言的意義似乎更重大。從過往被「玩賞」於貴族動物園內的脈絡歷史看來，此刻動物們正面臨大規模的「解放」遊行意味，實與法國大革命至拿破崙對外征戰時期間不斷變動的複雜意識形態，有著絕對關聯。在街上，動物的暫時「解放」必須從歷史角度看待，它不僅意味著正在快速崛起的拿破崙時代的功勳罷了。
誠如伯格等左傾視覺藝術史學家觀點看來，18世紀英國風景畫中，他們敏銳地嗅聞出那一幅幅美麗地景、農工和動物交織的田園詩歌，應列為圈地運動經濟地景與視覺意識形態相互共構的歷史分析。彼時正值工業革命初期的時代，英國的紡織業帶頭發展全國工業的情況，穀作佃農遭受地主驅離，田園圍起籬笆，地主大幅度重修地景、莊園和培植畜牧的現象屢見不鮮。對新興地主而言，一幅兼容動物、無垠草原、獵槍，和休憩的貴族形象，這種盧梭式自然主義夾雜地位與財富的整體象徵，莫過為對地主身世至高無上的最佳奉承。此時期的動物畫，畫的當然不是自然狀態下的動物，牠們都是被顯貴地主豢養的家畜。畫家的任務，便是標榜牠們的優良血統，那才符合地主的社會身分。正因如此，這種「永不腐敗、永不墮落」的美好自然和動物身分，也形成相當嚴格的產權界限：一位盜羊的竊賊，便冒著被可能是地主的地方官處以當眾鞭笞之險，而私自闖入私地者，免不了驅逐出境的判決。
但在不列顛對岸的歐洲大陸，動物命運有些不同發展，即便18世紀的風景園熱是相互影響的。民眾觀看動物間的搏擊與表演，來自一種漸次發展的公共性。早在路易十四時代，皇帝親自加速原為貴族珍奇動物園的變化，他將不同動物安置在不同處，以今天的術語而言，相當於對動物「博物館」化。1661年，路易十四建造可讓人觀看動物搏鬥表演的矩形觀演場地。動物劇場跟著巴洛克時期的發展，被鑲嵌於高級住宅的設計裏。
16世紀末，別墅、公園和動物園的連體設計成了真實的史詩「劇場」：在巴納亞蘭特別墅園區中，首先迎接觀眾的是表現古希臘雙翼神馬和繆斯眾神的半身雕像，鬱鬱蔥蔥的林園仿若讓觀者如入神話之地，固然參考自奧維德一篇寫著黃金時代的冬青樹富產蜜汁的詩作。接下來，客人們又會經過可能有酒神和朱彼特為主題的噴泉區，同樣是根據維吉爾筆下那美酒成溪的美好鄉愁所設計的。以鹿為主的少數動物群在這片美好大地漫步著，「自然」映入客人的眼簾。待他們走上山頂後，他們即將步入別墅後方的花園，園中的一個噴泉象徵著大洪水，意味著黃金時代的結束。然後，客人繼續一路走下階梯，瀏覽美景，穿過一排排灌木林。懸在空中的巨網織構成一個個天然鳥籠，鳥語和潺潺水聲相互縈繞著。在最後一階，是兩座充當鳥籠的建築聚集著珍禽異鳥；通往別墅的大道止於花園裏，路的盡頭，左右對稱的灌木叢宣告著文化對自然的絕對支配。
路易十四對動物劇場是情有獨鍾的。他的娛樂充分使用利用了花園與動物園中的動物。1664年5月7日夜晚，《魔幻島之樂》拉開國王親自領銜遊行儀式，四季舞者跳著芭蕾舞：春季舞者坐在一匹昂首闊步的西班牙駿馬上，一群身攜蜜餞的花匠簇擁周圍；夏季舞者騎著一頭大象，指揮著一隊收割農工；秋季舞者跨騎著單峰駱駝，身後跟隨葡萄採集工；冬季舞者高坐熊背，身邊的老人們捧著一碗碗的冰。接下來的一周，便是系列競賽和露天喜劇表演。這些例子都足以證實王公貴族別墅或皇宮內的動物展演狀況。
不僅上流人士有權觀看動物展演，公眾對動物亦有強大的獵奇欲望。貴族別墅開始有限度的開放給民眾，例如法國散文家蒙田就曾參觀過普拉托利諾別墅。更為底層的公眾可透過鄉鎮小型動物園（不少是王公貴族贈送或託管給民間的「贈禮」）抑或巡迴藝人所帶來那些可跳舞、遊戲或進行其他搏鬥伎倆的熊。16-18世紀，在歐洲流動的奇異動物數量是增長的，甚至在18世紀，常設型的動物集市提供歐洲大型城市（如阿姆斯特丹）的民眾需求，這類的集市不僅提供啤酒屋，甚至還有旅館的功能，民眾可在裏頭大口飲酒。在巴黎，動物集市結合塞納河畔上的時尚服裝店，在裏頭展示或出售猴子、獅子、鳥和其他動物，牠們也提供畫家和解剖學家豐沛的創作或研究題材。
然而，對貴族動物園的抵制出現於啟蒙運動時期的法國；19世紀，整個歐洲大規模追隨了這種反抗的模式。《百科全書》派怒斥「在窮人連麵包都沒有的時候，貴族動物園應該被摧毀；當處處有人死於饑餓，耗費巨資飼養野獸是恥辱。」《百科全書》譴責了貴族階級的狩獵活動，因為這項活動毀掉農民的勞動成果，譴責了對學術研究的干涉，也譴責對這些擁有珍奇異獸的貴族階層壟斷博物學收藏品的行徑，並把收藏視為學術研究唯一「真理」的依據。在這種思潮下，貴族動物園引起相當大的反動能量，一種應視為「民族」或「國家」的，而非僅屬於少數貴族的倡議型動物園新論述，就在巴黎植物園眾博物學家的努力下，登上了歷史舞臺。
這項歷史背景與路易十四逝世後的政治局勢有關，後起的法國國王與朝臣對凡爾賽動物園缺乏重視，便導致呼籲動物園改革的根源。路易十四後，攝政王販賣或贈送前朝遺留下的動物，無疑展現某種政治語言上的切割；1722年，路易十五不甚在意動物，在他之後的繼任者，完全展現同樣的氣度。一幅繪製於1781年指示法蘭西皇室散步場所的路線地圖上，動物園壓根沒出現過。其實，路易十五並非對動物感到漠視，他討厭的是公開展示的戲劇意涵。太陽王時期，是個鼓勵繁文縟節或嚴格考究典禮的年代，後繼者如路易十五者便對這些繁瑣感到厭煩。即便表面上維持一些慣例，私下何不於小宅邸享受清靜？他是這麼認為的。往後，凡爾賽動物園面臨著帝王的興趣，變成投資不足、預算削減和革新計劃無止盡延期的窘境。在大革命爆發的時代，公眾的知識水準已今非昔比，即便朝廷不在意動物園，但一個「文明」的國度是需要動物園的。在公眾眼底，這無疑是件更為持久的耗費和停滯。
由於法蘭西皇室在大革命期間逃離至巴黎，凡爾賽動物園於1791年因經濟不穩的情況下被改造了。動物園的鳥類消失。1792年8月10日後不久，雅各賓黨廢除象徵動物園做為舊時期專制皇室的象徵，將猴、鹿和鳥禽送給皮貨商。他們計劃將動物園改造成有益於「人民」農業、運輸和騎兵培訓的種馬場，取代「無用」的觀賞用動物園。凡爾賽地區的雅各賓黨期望巴黎植物園代表能將這些動物製成標本，以成「公眾教育」之實際作為。儘管這些討論引來無數的爭議，但這些矛盾、論戰在審判路易十六這件事面前，都沒那麼重要。1793年，在巴黎警方的行動下，所有在道路上公開展示的動物轉移至巴黎植物園（當然，動物飼主會相對得到賠償）。警方或許思考的是一條1790年代的新法令──「警方有責任預防或補救可能由獲得自由的精神病患或發狂的傷害性猛獸可能導致的不幸事件」。但革命後的現實是，動物收容不僅在完全沒有預算、人員和設施的匱乏，也在一堆無法處置動物死活的爭議中，勉為其難地成真了。遊樂場攤位主人應聘擔任飼養員；動物們被集中飼養，並關進了棚屋。
革命後的公共安全委員會為這批湧入植物園的動物們裝配了鐵欄的臨時性掩蔽所，以及舊皇室動物園內的籠子，還額外設置動物養育基金，等於正式承認這座動物園的存在。巴黎植物園的孤立性，在於大革命後的人民，敵視所有大學、學會和醫科學院的浪潮。這些知識機構在他們眼裏，無疑是舊朝的階級遺毒。然而，巴黎植物園被「人民」保留下來了，因為它致力向公眾開放，和致力於科普與科學實驗上的貢獻，這在大革命後的占用、重建、正名運動中，是少數得到民眾支持的案例。而這些動物，如同巴黎植物園命運似的，保持某種被孤立卻又被期許存在的雙重矛盾。
動物養育基金的匱乏和全國性物質短缺下，繼續造就動物的災難。過分擁擠的不良居住條件，馬廄、舊溫室和城市周邊的雜木林成了更多的臨時性建設。1794年遷入的動物在隔年大量死亡，導致大革命時期之後，不得不「有限」地跟貴族動物園「低頭」。如今看來，無疑是象徵意味十足的歷史癥候：無論是向資產階級購買、接受贈禮，抑或來自貴族旅行上的收穫，來「補充」消耗過快的動物「活存量」，這些交易成了必需；同時，來自對外爭戰的榮光，也增加一定的動物量。這也讓1798年7月27日這件巴黎街上歷史罕見的大事，變得與舊制度時期的某些政治狀態重複了：它不僅意味著動物短暫地「返回」街道上，也反映著以強奪的方式試圖掩蓋革命時期治理上的不堪。動物和軍隊並置遊行的成果，建立於仰賴資產階級的需求的「復返」，以及人民仰望強權秩序來平衡革命後某種失落的最為明顯的根據。這場狂歡遊行所投射的光榮勝利，與其說是形式上，不如說是心理彌補，說來這點還更為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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