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蒙古現狀：一個暫時的分析框架
如前述，蒙古都市現有研究，許多是針對技術導入及政策建議提出良善回應。本文將當今蒙古都市發展願景推向一個有效的分析框架，勢必與該國外交策略、發展思維與若干都市理論產生對話。
什麼樣的發展藍圖，反映Batbayar「真空」論的詮釋意義及政治價值？蒙古擁有成吉思汗傳奇、那達慕競賽、戈壁沙漠、考古遺址、恐龍化石、草原曠野、遊牧生活和市區內碩果僅存的寺廟等，正因這些事物難以定價，反而突顯其獨特性質。至此，蒙古政府結合旅遊和環境生態（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Tourism），打造自身「魅力」，追求高度「生活品質」的品牌意象，有助該國參與全球城市競賽的優勢。活絡的旅遊業，將帶動國內生產總值（GDP）成長比率、國內工作機會數量，或海外投資擴充等。這些數據都計算於世界旅遊組織「旅遊經濟影響力」[1]評比項目中（WTTC, 2018）。
2018年，旅遊業為蒙古GDP貢獻了11.8%（KNOEMA, 2019/5/31）。面對日益龐大的國際資本與方興未艾的旅遊產業，該政府積極思考如何維持其文化品牌與象徵資本優勢。這讓烏市變得與Harvey（2010：591）描述的巴塞隆納處境有相似之處：交通壅塞、大型商場激增、多國商店取代地方特色，市區喪失區辨標記。
本節採四種分析，回應當今蒙古所處的「發展」路口：首先，以「第三鄰國」外交政策突顯蒙古力爭「強治理」心態﹔其次，團結主義的文化政策，有助增進民族主義及「生態推土機」的政治合法性﹔第三是引進新自由主義思維﹔最後，環境及旅遊政策的制度化，使「綠色治理」意義提升為「國家」層級，充分混雜民族主義色彩的道德責任。四項因素都深刻影響烏市的空間生產：
（一）外交因素引動都市物質基礎的變化
1990年代中期，蒙古與國際社會開始展開經貿、文化與學術交流，包括舉辦環境工程與再生能源的國際研討會，來吸收先進國家發展經驗（Gavasci & Zandaryaa [ed.], 1998）。
1992年新憲法規定蒙古恪守國際法、實施和平外交。1994年後，蒙古國會（「大呼拉爾」）通過《對外政策構想》，確立「多支點」外交。「第三鄰國」初自美國訪蒙帶來的政治詞彙，2007年後兩國正式予以實際內涵。2009到2011年期間通過《蒙古國外交政策構想》，將原本「開放、不結盟」理念，鬆綁為「愛好和平、開放、獨立、多支點」意義。時任外交部長的Gombojavyn Zandanshatar宣布從「鞏固國家獨立」的保全政策，提升成「國家發展」目的。該國並於2015年聯合國大會宣示「永久中立」（李晶[編]，2017：200-201）。
除維持國家安全之外，這些修辭是因「中、俄共好」政治考量而起，以銜接經濟互利倡議。在不得罪兩鄰前提之下，蒙古進而開放、接受更多國際資源。具體而言，中方投資該國基礎建設，包含水電站、綠化工程、大型館舍與道路修建等（ibid., pp. 200-212）﹔[2]近年韓國將外交、投資與綠能技術結合，推行「確保資源和產業的捆綁式海外進出」政策，夾帶雄厚資本與技術進入蒙古的能源開發、基礎建設、農牧及旅遊業等（ibid., pp. 222-223﹔金錫珉，2009：334-335﹔沈羲燮，2009：366-368），發揮可觀的影響力﹔[3]而日本成為蒙古經濟「大施主」，除電力基礎建設、交通道路、首都公共汽車、通訊產業及基地站等支持外，前者投資建設文教設施的部分值得重視（王彥軍，2009：303-310﹔關山健，2009：311-313﹔李霞，2009：319﹔李晶[編]，2017：218-222）。
（二）國際投資與都市更新影響下的生態旅遊意識
蒙古簽署與環境議題有關的國際公約，與已開發國家展開合作機制，引進資金及先進環境維護技術。
近鄰國家的政經發展，深深銘刻於蒙古物質工程領域的外顯特色：日、蒙在《京都議定書》基礎上，共同推行溫室氣體排放計畫﹔近十年中國走向智能發展總體戰略，與蒙古共享防範沙漠化與造林資金、技術及經驗﹔南韓李明博主持的綠色成長政策，期許將先進的生態工程技術，轉型為「再生能源輸出國」（佟新華，2009：89-94﹔趙東波，2009：95-100﹔黃麗玲、劉恩英，2016：162-163）。務實的是，該國輸出相關資本與建設技術，與蒙古交換礦業資源。
2003年起國際投資、生態保育與「草原觀光」交織，翻新了蒙古國內基礎設施，提供旅客便捷可達的服務。鐵路、公路、飛機航班與移動通訊皆有改善（魯燕、劉歌與，2009：146-151﹔傅蘇、王曉璐，2009：152-155）。翻新過程中，城市企業家不僅挪用蒙古傳統文化符號與偉人雕塑，更透過軟、硬體建設培養國際品牌化的競爭優勢。多方投資驅使烏市及各地旅遊區換上新貌：尚存蘇聯輕軌系統與百貨公司的「和平大道」（Peace Avenue），大幅度轉身為旅遊與購物一條街﹔政府建設「游牧體驗」、「大汗盛世」等家庭主題公園，促進團體旅遊﹔國際企業除了投資飯店（Hilton Hotels Corp.等）與高爾夫球場，亦修建外派人士的專屬公寓區。
（三）文化政策制度化間接影響外資信心
在全球強勢文化與消費主義衝擊下，新興民主國家的政權鞏固，有賴以「文化」說服政治菁英與大眾的言行技術，背後意味自我身分的凝塑過程。
1996-2000年間，蒙古實現政權和平轉移。《蒙古國文化政策》扮演重要關鍵。該政策傳達兩項核心使命：塑造獨立、安全的保障環境﹔打造「文化」以體現民族自豪感。
蒙古立基上述理念，陸續修設文化法規，[4]大致包含：透過國家力量動員的歷史書寫及總結，重新評價成吉思汗的「全球英雄」形象，這種新政治文化立下愛國教育基礎﹔加強傳統文化和風俗習慣研究等。
團結統一固然促成國家發展進步的原動力。然而，國族主義文化政策可能帶來排他的社會氣氛，或淪為爭奪政治場域的話語權，易扭曲成「資源民族主義」意涵。縱使國族主義為境內選舉政治帶來短期勝利，但對奉行市場主義邏輯的外商而言，是不穩定的投資因素（李晶[編]，2017：80-83）。
（四）新自由主義主張引進蒙古的整體影響
蘇聯解體與緊接而來的暴雪天災，迫使蒙古步入國家制度改革。蒙古為獲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貸款，參考「華盛頓公約」框架，引入新自由主義經濟理念。蒙古轉型過程，與其他參與該公約的發展中國家相似：遵從金融及法制改革、放鬆管制及消除障礙，將支出重點轉向計量利益回收率的領域，明定於該公約範疇裡。
蒙古於轉型初期遭遇三年陣痛期。於是，民主黨領導與官僚前往哈佛大學，[5]向Jeffrey Sachs學習「休克療法」（“Shock Therapy”）等基進經濟學理論，以解決改革過程殘留的困難。自1996年私有制修法後，蒙古因應吸引外資策略，鬆綁共產時期留下的法令框架﹔並將燃料動力、礦產工業、運輸郵電、銀行、住宅、衛生等公共計畫，轉型為私有制。2003年起《土地私有化法》持續影響至今，土地成為私人財產，不僅可在公民之間買賣或轉讓，也能是銀行貸款的抵押條件（Shagdar, 2003, 2007﹔李晶[編]，2017：96-101）。
「草原經濟奇蹟」宣示千禧年後，外資持續進駐蒙古礦業市場，國家經濟高漲的政治修辭。2008年至2011年間，蒙古政府不單提出未來二十年「大發展」構想，更花費400萬元美金，在郊外立下高達40尺、250噸的成吉思汗不鏽鋼像，昭示「繁華時代」的再造企圖。不過，該國緊接而來的經濟危機，正是過度依賴礦產開發，無法面對臨時而來的單一商品暴跌風險﹔所持外匯大幅度貶值使國家外匯儲備嚴重不足等原因而起。這些因素導致通貨膨脹，造成民眾難以彌補的貧富差距。在外資逆差擴大、失業率提高、財政收入減少且通膨率持續高的漲情況下（李晶[編]，2017：103-109），加上國內社會風氣竄起強鄰環伺提防心態，俾政客操作成決定選舉勝負、集體輿論風向的民族主義內涵。
四、草芥之都：民主時代下的無用幽靈與國家神話
當然，要理解1990年代以降蒙古土地私有制後引發的後果，還得納入「仇貧心態」及「國族神話」產生的因素。市民「認知」（或日常感覺結構）基礎，深受政治刻意建構：舊蒙古「帝國」思維與成吉思汗式的「民主」再造，雙雙纏繞於「富裕」都市意象營造工程。這些想像性工程不僅強化商業利益，提升國際地位與民族自信，更是執政者維持政權合法性的前提。
（一）仇貧心態
全球勞動力供應、自動化與高齡化管理，是當今資本主義社會的「無用幽靈」來源及其威脅（Sennett, 2010: 60-76）。有別Mathews et al.（2012）研究傾向「底層全球化」，Sennett（2010）則看重從歐美「富裕區域」，前往「低工資地區」的勞工移動現象。他們出於「文化選擇」行為，在「大材小用」的工廠環境，穩定擔綱管理要職。這為出現在烏蘭巴托街頭的白人移工，[6]提供一個認知框架。
蒙古境內來自各地的城鄉移民，與烏市街頭的白人工人不同。喪失農（牧）地的勞動階層抵達都市，盼望機械化工廠能供其微薄職位。此現象依然可檢視當今氣候急速變遷、每2-3年可能出現更為嚴峻的寒冬（dzud）造成大量家畜暴斃，牧民轉而寄宿烏市外圍，搭起蒙古包與木製圍籬的非正式地景。然而，蒙古期待將原為工業城市的烏蘭巴托，轉型為乾淨的綠色城市，並在近十年積極規劃、為加入「全球城市」陣容而準備。全球時代蒙古都市所需的服務型人力資源，與傳統農牧民勞動特質相違。後者求生處境益加艱難，淪為「無用幽靈」。
披上現代外套後的李嘉圖假設是這樣的：技能社會也許只需要少數受過教育
和擁有才華者，金融業、高科技產業和複雜的服務業等前沿領域的狀況尤其
如此。經濟機器也許只要徵募少數菁英便能高效地、能夠產生利潤的運轉。
（Sennett, 2010: 61-62）
牧民家庭遺棄的「地底街童」，蜷居都市的下水道和暖氣管，是連同受到鄙視的「仇貧」名單。Jimenez紀錄下的街童，在夏季從事非典型的「行李搬運」工，寒冬時成為幫派、竊盜及娼妓。他/她們得承受警方突襲、軍營拷打辱罵甚至性侵的「淨化」儀式（2015:
152-171）。即便烏市政府設置托兒所與學校照顧街童，卻也出現毆打、性侵，甚至將外國援助街童的高額補助佔為己有（藍美華，2000：14-15）。這些「摧殘」，可能源於蒙古傳統歷史教育所重視的勇敢、女性保障、重視家庭紐帶、反對爭吵立場衝突，更與「乾淨之城」意象及「大汗後裔」之觀瞻對立。
當Geoghegan訪談烏市政府發展部主任Dorjgotov時，後者描述2013年批准的都市總體規畫，「灰色棚戶區覆蓋城市北邊和東邊大片區域，卻也有明亮的黃色林蔭大道和迷人的綠環和廣場」（2014/9/3）。無論政府將對上述族群及集聚區「整建」或「移除」為新公寓，是一回事﹔這番話又是一回事：其看似樂觀、積極，卻難逃歧視意味。
（二）「國族神話」的當代體現
經濟導向的民族主義在上段文字呼之欲出。它如何興起？換言之，強鄰包夾下的蒙古，如何號召「盛世記憶」以求都市更新手段？
烏市誕生與成吉思汗無關。[7]這座城市伴隨札那巴札爾（Zanabazar，1635-1723）時代以降，[8]由寺廟、喇嘛與貿易商業生活而起。比起遙遠的帝國歷史，現代烏市居民對第八世的博克多汗（Bogd Khan，1869-1924），較有深刻的政治獨立之象徵連結。不過，當今成吉思汗形象和精神轉換，在政治與經濟層面上顯得重要。「國族神話」不斷現身於城市生活與那達慕的白纛旗（tug）、遊行、菸酒、紙幣和公共雕塑上（Kaplonski, 2004: 13-14），照映於政治民主化和愛國教育中。
蒙古民主化進程所生產的認同政治，徘徊於「泛蒙古運動」[9]和「喀爾喀族中心主義」之間。後者主張：總統必須為主要種族者（Khalkha Mongols）擔任。Kaplonski認為，種族中心主義與1990年代蒙古追求「現代化」和「民主化」獨立，所承受「地緣政治民族主義的崩潰」（collapse of the geopolitical nationalism）後果有關（ibid., p. 15）。
成吉思汗身世，不在現今地理意義上的蒙古國。然其歷史貢獻，得以讓當代蒙古政治在脫離舊體制後，迫切萃取、重構成在地「民主」意涵。尤其是蒙古帝國時期致力建設的友好、合作的「國際主義」、參與式民主、紙幣、曆法、自由貿易、基礎教育、國際法、通用字母，及「熱情於科學及哲學的追求」（Weatherford, 2018: 16）態度。不少民眾相信：大汗時代的當代傳承，一是民主及人權精神的「獨立國家機制」﹔二是《法典》，涉及行政與司法兩權分立的共和政體、嚴厲保護生態與草原、宗教自由與規範信託投資等面向（Penn Museum, 1998）。
（三）強治理的現身
近年中國與大蒙古（包含內蒙古區）不僅因商業經濟、環境破壞、土地迫遷出現諸多對立，更因爭奪「成吉思汗」象徵襲產產生齟齬。是否尋找「大汗陵寢」的矛盾情結，盤旋於兩國採取的政治行動上。再者，蒙古對中國既依賴又存在芥蒂的複雜心態，激起國內的經濟民族主義，持續擴充蒙古人民需要「強大領導者」的政治論述。後者以民族主義色彩，「包裝」生態資源保護為倡議，[10]期許政治人物公開宣示減少中共經濟依賴等修辭，重新確認「蒙古至上」與「第三鄰國」的政治意涵。
「強治理」心態反映於城市建築轉型。這些改變於2006-2013年間完成：蘇赫巴托廣場（Sukhbaatar Square）易名「成吉思汗廣場」﹔在反華情緒與「喀爾喀族中心主義」圍繞下，蒙古政府雇用中國勞工翻新該廣場，撤銷前期的物質符號（Morozova, 2008）﹔大汗雕塑坐於國會大廈中央，兩側是窩闊台及忽必烈雕像（與擴張中國北方和中亞有關）；郊區興起大汗巨像；身穿戰袍、肩負雄鷹的馬可波羅像矗立金融區等。逐步高揚的民族主義，搭配「成功形象」的國家重建政策，不僅重構「再振歐亞經濟橋樑」的神話，更讓權力顯身於城市面容上。
[1] 世界旅遊組織（WTTC）指出：因應2028年蒙古旅遊濟目標，整體旅遊業對GDP的貢獻總額可能佔11.0%；國內工作機會，可望提高至14,9000人，預計整體貢獻總額為12%；而旅遊素質提升對海外投資者是種魅力，預計至2028年增長幅額，可望佔GDP的24.6%。
[2] 2014年在中方資助下，蒙古國家工商會辦公大樓、國家體育館、國家技術監督實驗室投入使用，並協助完成烏市「北京大街」鋪設與綠化工程。
[5] 包括經濟私有制的設計師Naidansurengiin Zholzharga。
[6] 國籍與勞動人口，見Batchimeg ( 2018/7/14）。
[7] 蒙古帝國時期，西北部的哈爾和林（Kharakhorum）與北京（元大都）是政治、經濟與文化中心（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文化資源學院 et al., 2015: 56）。
[8] 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
[9] 地理版圖包含中國內蒙古自治區、海外蒙人與俄羅斯聯邦的圖瓦、阿爾泰、布里亞特及卡爾梅特諸國，曾追求「三蒙統一」構想，但未實現。
[10] 即「資源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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